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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裔生态学家、中山大学何芳良教授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袁端端

  大家都知道物种灭绝率高了,但谁也不知道到底高多少,这正是因为缺少正确的计算方法。我们之前使用的物种灭绝率计算方法过高估计物种灭绝速率达160%。

  物种灭绝究竟有多快?人类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论断是否正确?2011年5月1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Nature)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种—面积曲线总是过高估计由生境丧失导致的物种灭绝速率》的论文,彻底颠覆了科学界对物种灭绝速率的认识。根据论文第一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何芳良教授的研究,物种灭绝实际速率约为过去估算的40%,他原任职于加拿大阿尔伯塔(Alberta)大学,2010年7月以最高规格的“千人计划”归国。南方周末就此专访了何芳良教授。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证明物种灭绝实际速率只有过去估算的40%,即真实的灭绝速率大约是过去所说灭绝速率除以2.5,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何芳良:这是说我们之前使用的物种灭绝率计算方法过高估计物种灭绝速率达160%,这是具体针对“种—面积曲线”计算方法的研究。“种—面积曲线”的计算方法自上世纪初创立,在1970年代被广泛应用,是科学界对物种灭绝率计算最重要,几乎是惟一的科学方法,整个科学界都对这种计算方法坚信不疑。

  南方周末:您此前说,“过高估计了灭绝率,学术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更正?

  何芳良:大家都知道物种灭绝率高了,但谁也不知道到底高多少,这正是因为缺少正确的计算方法。举一个例子,广东省用“种——面积曲线”的方法预测未来10年将会有100种生物灭绝,但十年过去,只有30个物种灭绝了,还有70个物种没有观察到(灭绝),那么原本应该消失的70个物种到哪里去了呢?为解释这个现象,科学界就创造出“灭绝债务”的概念,认为多出没观察到的那部分物种,虽然尚未灭绝,但注定要灭绝,已是“行尸走肉”。 提出“灭绝债务”理论主要是3位国际顶级科学家,多年也没有人对此提出挑战。实际上,这个概念和“种——面积曲线”的误差没有任何关系。

  南方周末:这个颠覆性的观点是否说明过去许多科学家所称1/3到1/5的物种到2000年面临灭绝,人类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论断也是错的吗?

  何芳良:是的,之前的数字肯定不正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科学家就称到2000年全球有多少多少物种面临灭绝,2000年早就过去了,物种并没有灭绝那么多,但也很难说误差到底有多大,并不是说除以2.5的数字就是正确的,由于不同生态系统和生物类型以及不同种群的分布区都不同,都会对结果有影响,除以2.5是一个粗略的结果。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结论是否意味着我们没必要对物种保护现状过度焦虑?

  何芳良:完全不是这样。恰好相反,保护依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的工作并不是做得好,而是(做得)太差,保护力度远远不够。生物灭绝的威胁日益加剧,生境流失依然是对生物生存的最大威胁。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程度了。我曾在2009年为英国生态学会的《应用生态学报》写过一篇论述中国环境问题的文章, 叫《财富的代价》,说中国积累了很多财富,但付出的代价太大。这种代价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偿还的。

  南方周末:我国的生态环境数据情况如何?国际上又是怎样的?

  何芳良:我国的环境基础数据非常缺乏,我们完全不知道每年生物流失多少,流失速率是多少,精度也很粗。就我所知,我们没有在全国做这种调查。真正要了解生物环境流失的状况,要清楚每个物种在全国的分布面积、分布在哪里,而我国的生境流失数据几乎没有,科研非常薄弱,而且很多研究项目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在国外,这种工作是基础性和长期性的,像欧美国家,这种基础的统计调查都有很长的历史和积累。这种长期性的研究项目不会因为更换负责的科学家或者机构而终止,始终是长期坚持。

  南方周末:在物种保护的问题上,现在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何芳良:这要从不同层面来看。在国家层面,制定环境政策要非常慎重,环境保护必须纳入发展的方程式,方程式的左边和右边必须相等,像绿色GDP的提法就非常好。此外,我们还应该发展公民科学,要充分让老百姓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要知道,光靠科学家们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环境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是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第三,要实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立法。只有立法,国家的(环境)政策才得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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