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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乡间街头的垃圾收集点，垃圾被严格分类，以利于焚烧或回收利用。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图）
在新江东焚烧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焚烧厂各个工序几乎所有的运转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图）
垃圾焚烧大国日本，正成为中国各地政府面对垃圾围城难题时，竞相取经的对象，但日本研究垃圾对策的权威学者却高呼，“千万别学日本！”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应该学习的是，日本垃圾策中的信息公开，尊重民意，权责界定，应该摒弃的是，一烧了之的依赖路径。
日本是个名副其实的焚烧国度，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这一数据在世界遥遥领先。
然而，专门研究废弃物处理的名古屋大学冈山朋子博士却对来访的中国人提出了忠告：千万别学日本！
在她看来，中国和韩国民间源于对二恶英恐慌而发生的反垃圾焚烧浪潮，在日本并未出现过，因为当二恶英问题被发现时，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早已遍布全国，“日本的焚烧历史太久了，发展经历也太特殊了。”
透过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
本桥胜照是东京新江东垃圾焚烧厂（下文简称新江东）管理课事务系的系长（类似于中国的科长或小组长），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参观。
在日本，到焚烧厂参观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而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烧厂，新东江总是参观的首选。这座位于东京湾沿岸的建筑，单从外观上看，很难相信竟是一座日处理垃圾1800吨的焚烧厂。隔壁的训练场上，东京都警察机动队正在集训，厂区周围既没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见路面被污损的痕迹。
焚烧厂的一楼大厅，是一个专门用于介绍厂区概况的报告厅，这个报告厅耗资近亿日元（约800万元人民币）之巨，每个座位前都设置了投票器，小学生来访时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智力问答，优胜者还会有奖品。为了吸引孩子们的兴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采用了卡通造型。
本桥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记着参观预约，其中不乏中国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预约中已有三个中国的团体，分别是中日友好协会、专家学者考察团和安徽省一正筹建垃圾焚烧厂的地方政府。“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本桥笑着说。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信息公开。
参观者顺着楼上的长廊，按照垃圾焚烧的工序流程参观。在每一道工序车间上面，参观者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车间里的一举一动，在玻璃旁，还会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显示车间内的基本数据。
在东京湾填埋场附近，排列着包括新江东在内的六个垃圾焚烧厂，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另外的原因则在于东京湾是相对人口稀少的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市民们都不愿意焚烧厂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东每年的运转费用是800亿日元（约64亿人民币），其中的450亿日元来源于政府税金，而另外的350亿日元则是针对企事业单位收取的垃圾处理费用。
“我们的生存状况挺好，”本桥说，“任何有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来监督我们的财务状况。”市民们亦很少担心焚烧厂弄虚作假，因为厂方的定期报告比市民监督更为严格。
不久前，东京都的21家焚烧厂中的4家排烟检测器，测出气化水银浓度超标，尽管这个浓度并不会给环境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但焚烧厂还是主动停止了运转，并第一时间向所在地区的居民通报。“通报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焚烧厂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同时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业单位要遵守垃圾分类。”本桥说，“之所以水银超标，是因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
事实上，焚烧厂并不是天生就愿意敞开怀抱，这是日本市民几十年斗争来的结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焚烧厂在日本，也曾遭遇过强烈的反对，但不是因为二恶英，当时的科学家尚未发现，那时的民意主要出于一种狭隘的心理：焚烧厂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边。
东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烧厂是另一个中国政府官员们的热衷参观地，因为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区内的焚烧厂，或许可以帮助回答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遭遇民众反对该怎么办？
还有一年就结束任期的后藤市长，希望在他离任前解决选址问题，然而他亲自挑选的一处地方，却被市民代表们在市民会议上强烈反对。
无计可施的后藤市长向做垃圾处理咨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骑着自行车将武藏野市走了个遍，发现“想找到一片远离居民区的合适空地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我建议市长还不如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丢给市民，直接让市民来参与选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验就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市民参与有章可循，首先确立了选址预备会规则，内容包括：由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委员会推荐人员参加选址预备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如果一年内选不出地址，则意味着市民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长的选址。市民们表示同意。
“一开始就确立了游戏规则，而且是公开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无论这个地址选在哪，最终都必须在一年内有个结果。”八太昭道说，“换句话说，市长不用担心焚烧厂的地址没有着落了。”
经过选址预备会的投票筛选，四个地方被列入候选，其中包括市长最初的选址方案。
随后，选址进入到第二阶段，由专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这四个候选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组成了“建设特别市民委员会”，再做定夺，这是31年前的1979年。
后藤市长最初选定的那个地区的代表，为了防止被选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代表们做了一个焚烧厂和社区的模型，分析如果焚烧厂建成以后，当地的小学会怎样、小区会怎样，还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走遍了日本的焚烧厂，去搜集问题，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市民参与的榜样。最终的结果果然不是市长的最初方案，而被选中的地区的代表们非常懊恼，曾一度提出过退场，但因为有约在先，他们最终选择了尊重规则。
后藤市长的难题果然在一年内解决了，新的垃圾焚烧厂也在1984年顺利完工。
三十多年后，首倡者八太昭道仍不免得意：让市民参与，其实并没有消除反对者的声音，而是把反对者的声音纳入到了一个合法的程序中，“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而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自扫门前雪，解放“东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
如果说武藏野市的经验解决了民意反对的难题，那么，地方政府间如何明确垃圾处理责任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东京都的垃圾处理都是由都政府来全权负责，随着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渐觉力不从心。改变源自一场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后，东京的垃圾大多被运往靠近东京湾的江东区填埋处理，随着填埋衍生的污染和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场越来越难堪重负，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提出“在城市夹缝中建造垃圾焚烧炉”的主张。
当时的东京都政府要求下辖各个区都需要建设自己的焚烧设施，“各家自扫门前雪”，尽管将垃圾推进焚烧炉在当时是日本社会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识，但这一主张还是遭遇了阻力，引发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垃圾战争”。
其中，最强烈的反对声来自高级住宅密集的杉并区，他们认为处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责任，跟杉并区无关。
愤怒的江东区居民则坚决反对杉并区的垃圾运进本区的填埋场，喊出了“杉并区的垃圾滚出去”的口号。坚持要在杉并区建焚烧厂的都政府，最终被杉并区居民告上了法庭。诉讼最终以和解而告终，居民最终同意在区内建设焚烧厂。
这场官司促使东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辖各区在垃圾处理上的职责问题。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说，“这（杉并区事件）是一个转折。”
1996年，东京都政府正式通过法规，明确垃圾处理原则上是各市町村的责任。
而东京都23个区的区长们则成立了一个自治单位，即所谓的区长联席会议，下设一个专门的垃圾处理机构，即东京二十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东京都政府将分管的垃圾焚烧厂全部移交给了对方。
十几年来，东京23区的垃圾处理已在一个责任明确的体系中稳定运转，各司其责：23个区各自负责自己的垃圾收集、搬运与资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21座垃圾焚烧厂，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则送到相应的处理中心。最终的焚烧灰渣等被运送到填埋场，而填埋场则是由东京都政府负责，“东京都政府终于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动
“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烧国度，也从不缺坚定的反建派，近几年尤甚。年过七旬的广濑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会议（NPO组织）会长，便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垃圾焚烧反对者。
在广濑看来，占到垃圾总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里直接用厨房垃圾处理机来处理，最终变成肥料。
广濑对垃圾焚烧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现在的处理办法就是把收集装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险源始终存在。或许有一天地震了，也将是危险。”
随着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烧厂的使用寿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烧厂均面临重建的问题，而类似于广濑先生这样的新兴反建派并非少数。“不夸张地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反建潮。”广濑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德岛县上胜町。这里仅有2200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40％，高达34种垃圾分类的要求近乎变态，每个家庭均配发了厨房垃圾处理机，在居民们的努力下，带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烧厂无疑显得多余。
但是，名古屋大学的冈山朋子博士研究发现，各家堆肥化处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难行，“像东京这种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无处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叶县这样可以应用肥料的地方，从法律上来看又是不允许的，因为法律规定，垃圾处理必须在自治体内解决。”
冈山朋子一度建议，不要对落后的焚烧厂进行升级改造，而是将其变成集中堆肥化处理的工厂，但这并不比建焚烧厂更容易获得支持。她曾对名古屋和韩国做过民意支持的比较研究，结果令她很意外，对肥料转化厂的支持度，韩国超过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
“日本的市民对于焚烧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会认为堆肥有味道，而中国人和韩国人则担心焚烧会产生危害健康的二恶英问题。”她总结说。
一烧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
冈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来取经的中国人，“千万别学日本！”
“日本焚烧垃圾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政策，都是为垃圾焚烧服务的。”而垃圾的出路更应该在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
事实上，日本国内的垃圾处理正呈现着一个看似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烧技术的日益精进，对垃圾焚烧的依赖感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绝垃圾焚烧的呼声从未间断。
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环境省对于任何致力于3R（reduce，reuse，recycle）运动的尝试都是支持的，但具体哪个地方应该实行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应该由当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讨决定。在他看来，选择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而广濑先生担心的是：现在的垃圾焚烧技术越来越发达，什么都能烧了，会让政府和市民们觉得，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他的担心终于变成了事实。
塑料最早被划分为不可燃垃圾，是因为1973年东京都在焚烧塑料的焚烧厂的废水中检测出重金属超标。而如今，焚烧技术的进步似乎为将塑料推进焚烧炉提供了安全保证，而节约填埋空间、延长填埋场寿命更是理据十足。广濑先生则坚信另外的逻辑，焚烧炉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许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进入一个焚烧炉改造期。而焚烧炉企业表现出的强大的游说和公关能力，令广濑先生心有余悸，“我担心改建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会加大日本对于焚烧炉的依赖。”
环境省的官员对上述担忧的反应则明显乐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很高了。焚烧是建立在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的前提上的。”
但显然，这与冈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结论相左，在她看来，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政策，无不是以垃圾焚烧为中心的，而最终也会受制于垃圾焚烧。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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