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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造就的独立学家：亨特本是一位遗传学家，在一次实验中，她意外发现聚碳酸酯塑料中的双酚A致使实验小鼠的染色体发生畸变。
■大难题：2004年，用于生产CD、镜片、奶瓶等生活用品的BPA塑料的重量，达到300万吨，而且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消灭塑料：亨特的报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关注。她的同事弗雷德里克 沃姆 萨尔称：“在科学界，所有人都知道亨特是不会错的。”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遗传学系的几位研究生曾经对导师颇有怨言。他们通过实验得到了一组非常珍贵的数据，想写入论文公开发表，却被导师——著名遗传学家帕特丽夏·亨特（Patricia Hunt）阻止了，因为她要检查学生们的研究对象是否存在问题。没想到，这一番检查，却把亨特和她的学生带入了另一个研究领域。
作为一名遗传学家，亨特一直在探索，人类的繁衍过程为什么会伴随着如此多的疾病。她认为，卵细胞染色体异常（会导致胎儿异常）可能与妇女激素分泌失调有关。在一项试验中，亨特和学生研究了雌性小鼠体内的激素含量，如果对照组小鼠一切正常，试验数据就将公开发表。但在检查对照小鼠时，亨特惊讶地发现，40％的小鼠卵细胞都存在缺陷。
发表论文的计划只能暂停。在此后4个月里，为了找出影响对照组小鼠的原因，亨特仔细分析了每个实验步骤、检查了每种仪器，最终目标锁定在实验室看门人和清洁工身上。
实际上，在试验之初，小鼠的生存环境是安全的，但一个意外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一名清洁工人在清洗鼠笼和小鼠饮水瓶时，使用了地板清洁剂，而不是常用的中性洗涤剂。地板清洁剂酸性较强，腐蚀了塑料的聚碳酸酯表面，导致毒性物质双酚A（bisphenol-A，BPA）从塑料中逃逸出来。
这项惊人发现让亨特意识到，BPA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随后，她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生物学家弗雷德里克·沃姆·萨尔（Frederick vom Saal）一起向公众呼吁，在日常生活中要谨慎使用塑料制品。然而，不少批评家认为，亨特与萨尔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关于BPA塑料制品危害人类健康的报道，BPA对健康的威胁被夸大了。
BPA首次合成于1891年，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用作人工雌激素。后来，化学家们发现，如果把BPA与光气（phosgene，又称碳酰氯，一种无色的高毒性窒息性气体）等化学物质放在一起反应，可以生成透明的聚碳酸酯塑料（polycarbonate plastic），用来生产防碎灯罩、眼镜镜片、DVD碟片和婴儿奶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高分子工程专家蒂姆·A·奥斯沃德（Tim A. Osswald）指出，在生产塑料的过程中，并非所有BPA都会被化学键拴住。游离BPA具有很高的化学活性，特别是在加热塑料时，比如我们用微波炉热菜、用高压锅对塑料试管灭菌时。
近几年来，很多科学家都发现，BPA会影响实验啮齿动物的健康，诱发乳腺癌、前列腺癌、雄性生殖缺陷、雌性早熟、肥胖症甚至好动症等行为障碍性疾病。
目前，54岁的亨特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任职，着重研究染色体非整倍体（正常情况下，染色体数量都是偶数，成对出现，比如人体就有46条染色体，23对）。如果卵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异常，会导致流产或胎儿具有先天性缺陷。2007年，亨特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I·格伦·希普斯（I. Glenn Sipes）在《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PLoS Genet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亨特说：“与这篇文章相比，我最初的发现简直就是‘小儿科’。”在试验中，研究人员先让怀有雌鼠的孕鼠接触BPA，当孕鼠的雌性后代成年后，他们发现在这些后代小鼠中，40％的卵子的染色体都出现了异常，而且这种异常还会继续遗传给后代。亨特认为，只要某只小鼠接触过BPA，它之后的三代都会受到影响。
对于亨特与希普斯的研究，最大的争议并不在于小鼠实验的结果能否简单“移植”到人类身上，而是其他科学家无法重复他们的实验。2004年，哈佛大学风险分析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没有一致的证据可以证明，低剂量的BPA会影响人体健康。”希普斯认为，正是各个试验的结果不一致，才引起人们的质疑。他说：“我对我们的实验结果很有信心，我真的不明白，其他科学家为什么没能重复这些结果。” 但希普斯也承认，BPA对老鼠具有很强的毒性，并不能说明人类的情况也是一样。(本文来源：环球科学 )
面对众多科学家的质疑，亨特指出，她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BPA具有强烈的生物毒性。2007年，她与同事在《生殖毒理学》杂志（Reproductive Toxicology）上发表了一篇“澄清事实”的论文，有力反驳了哈佛大学风险分析中心的观点。在萨尔的带领下，亨特和37位研究人员对政府资助的数百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90%的研究都一致认定，BPA是一种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据萨尔说，只有十来项由某些企业资助的研究不能重复BPA研究的结果。
亨特认为，在BPA是否有毒的问题上，科学家产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毒理学和内分泌学两大学科的一次碰撞。反对者是从毒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她却站在内分泌学的角度上。在塑料生产企业的“代言人”——美国化学委员会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如下讯息：只有在高剂量的情况下，BPA才会产生毒性作用。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根据这一结论，规定BPA的安全摄入量为每天不超过50毫克/千克体重（如体重为50千克的人，摄入BPA的量不能超过2,500毫克）。
亨特反驳说：“把BPA当作普通毒素来处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的致病机理与普通毒素截然不同。”她指出，按照经典毒理学定律，如果一种化合物具有毒性，那么剂量越高，毒性越强，但激素类物质（包括BPA等类似雌激素的化合物）却恰恰相反：剂量较高时，它仅能抑制人体反应，低剂量时反而会发挥较强的毒害作用。
亨特的实验室研究发现，BPA剂量在20毫克/千克体重时，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毒害作用，其他实验室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些研究还表明，机体内的BPA浓度在ppm（百万分之）的级别内才算安全，甚至有研究指出，如果BPA是与细胞膜上的受体发生作用，即使浓度为亿万分之一的BPA也足以引起生理反应——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与BPA有任何接触，就会“惹祸上身”。
这并非危言耸听。200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现，在2500名受试者中，93％的人尿液中都含有BPA。在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资助的国家毒理学项目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人类血液和乳汁也含有BPA。
由于BPA在人体内广泛存在，不少人推测，人体可能已经遭到破坏，但具体破坏到什么程度，亨特等科学家却未能给出明确描述，这也是他们的试验结果受到质疑的原因。面对质疑，希普斯反问道：“我们为什么非要重复试验，表明BPA确实有害？为什么不去研究人体对BPA的反应？”
亨特也有同样的疑问。最近，她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饮食如何改变机体对化学物质的反应的文章。她认为，一些未知因素可能影响人体对化学物质的反应，这也许是其他科学家难以重复他们的试验的原因之一。“你要知道，我们没弄清楚的东西还有很多”。
当科学家仍在为BPA的安全性问题争论不休时，公共领域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2008年4月17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决定，重新考虑BPA的安全剂量。四天后，加拿大健康署宣布，出于BPA安全性考虑，禁止经销商销售聚碳酸酯奶瓶。这一举动“激起千层浪”：消费者纷纷抵制聚碳酸酯类产品，沃尔玛和CVS等大型超市宣布逐步停售一些聚碳酸酯产品。在一片哗然中，企业界完全不知所措，生产防碎瓶的美国企业Nalgene 公司不得不把所有的聚碳酸酯瓶撤货下架。
也许，在完全弄清楚BPA是否有毒之前，这些举措似乎操之过急，但鉴于水银、铅产品曾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亨特觉得执行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她强调说: “千万别认为我是杞人忧天，对潜在的危险品，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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