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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智丰
“解释就是掩饰”
—无名氏
“做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可真好，总能找到理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有人说，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存在。不是说“我思故我在”吗？然而社会心理学家们却用自己的研究工作证明，人不是理性的存在，而是“理性化”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倾向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进行自我辩解，以试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许多时候，能够找到理由甚至比事实真相更重要，所谓“我辩解故我在”。这是什么意思呢？
认知失调实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学实验，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实验结果，看看我们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去了。
实验招募了一些大学生被试，先让他们完成一个十分枯燥无聊的实验任务：他们需要将一排排螺丝钉旋进去1/4，然后再旋出来，然后再旋进去1/4，再旋出来，如此重复此动作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实验者请求已经完成实验的被试对另一个还没参加实验而在等待的被试说，这个实验非常有趣。被试答应了实验者的请求，绘声绘色地告诉下一个被试说，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之后，这些完成实验的被试被分别给予了1元钱或20元钱作为报酬，并让他们评价他们有多喜欢刚才做过的实验。
现在问题来了：大家来预测一下，得到1元钱和得到20元钱的大学生，谁会报告更喜欢刚才做过的实验呢？
好，现在公布答案。实际的研究发现，得到1元钱的大学生会报告说更喜欢这个实验。这个研究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因为这似乎与常识不符：为什么得到钱少的被试反而认为实验更有趣呢？
实际上，上文描述的研究，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1959年进行的一个经典实验，用来证明他著名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而且研究结果正符合他的预期。所谓认知失调是指，人们具有两种态度或认知，这两种态度相互矛盾，而被试根据其中一种态度采取行动时，就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感或紧张感。
上文的实验中，被试花一个小时完成一个简单重复的实验任务，他们心里会想：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实际上，那些不需要告诉下一个被试“实验很有趣”的学生报告说很不喜欢这个实验）。然而，这些被试又答应告诉下一个被试，这个实验很有趣。想象一下，一个实验既是无聊的，同时又是有趣的。此时，被试心里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被试的认知失调了。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体验到这种不舒服，被试会怎么做呢？费斯廷格认为，体验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后，被试会努力减少认知失调，方法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即“我为什么要告诉另一个同学说，这个实验很有趣？”对于得到20元钱的被试，答案显而易见：看在钱的份儿上，偶尔撒点小谎，虚伪一下下，不算什么。而对于得到1元钱的被试，钱的理由实在不能够说服自己，这可怎么行呢？那么也许理由只能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实验还有些意思。
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个理论确实预测和解释了实验结果。但是被试对于自相矛盾的态度和行为，真能体会到不舒服的感觉吗？而这种不舒服真的会导致被试态度改变吗？
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家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脑成像证据。200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神经科学家Veen等人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采用核磁共振脑成像解释探讨了认知失调心理的神经机制。他们的研究范式和上文中费斯廷格的实验范式如出一辙，只是把任务换成了告诉另一个被试，在核磁共振仪里面完成实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实验任务是很紧张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脑成像结果显示，这些被试大脑的背侧前扣带回和前岛叶激活，以往研究显示，这两个区域是与大脑对冲突信息的监控以及负性情绪唤起有关的。在此研究中，研究者推测，负性情绪可能是被试对于撒谎的内疚感，以及对撒谎对象的感同身受心理（共情，empathy）。并且激活强度很好地预测了被试之后的态度改变程度，即激活程度越大，被试在之后越会报告他们很喜欢这个实验。
现实中的自我辩解现象
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可以用来预测和解释大量现实中的行为现象，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建立在他对现实现象观察和思考之上的。1934年，印度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后一名印度心理学家发现，震后出现了许多关于地震的谣言，比如认为震后就要发生一场大洪水，或者月蚀那天还会再发生一场地震，或者最近要刮一场龙卷风，总之各种捕风捉影的事情。而有趣的是，这位印度心理学家发现，谣言的来源并不是地震伤亡最严重的村庄，而是那些没有什么伤亡与房屋倒塌的临近的村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人们喜欢自己吓唬自己玩儿吗？其实，我们会发现，历史有时是一再重复的。比如说非典时期也流传着各种关于北京的离谱谣言，以及预防非典的不靠谱方法，它们大部分都不是由住在北京的人想出来的。
费斯廷格思考了这位印度心理学家发现的现象。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要编出各种不靠谱的谣言，是因为他们需要为自己莫名的恐惧寻找辩护理由。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此时感到恐惧，你大概会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感到害怕？然后你环顾四周，地震之后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你就会对自己说，因为我在的地方发生了地震。然后你就会很安心，因为你为自己的恐惧找到了适当的理由。而如果你环顾四周，发现周围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只是你心里感到恐惧，找不到充足的理由，那怎么办呢？只好发动自己的想象力，来编造一些理由。同样，非典时期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感到了恐惧，但他们周围没人患非典，恐惧理由不够充分，所以只好把非典想象得更可怕一些，这样理由就足够充分了。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现象。比如，大量研究一再证实，吸烟者有很高的患上肺癌的风险。你觉得，吸烟的人和不吸烟的人谁会更相信这些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吸烟的人。虽然烟盒上赫然印着“吸烟有害健康”，而人们还在吸烟。这时就出现了认知失调，于是吸烟的人会说，这些关于肺癌的研究结果并不可靠，或者我是那个例外，或者和吸烟的好处相比，坏处可以忽略不计，总之可以找到一大把的理由。而你很少会听到不吸烟的人为不吸烟的行为进行辩解，因为他们的认知没有失调。
减少认知失调的个体差异
以上例子只是认知失调解释现实现象中的极小一部分。实际上，认知失调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现在已经有2000多项研究是建立在此理论观点和其惊人预测力的基础上的。它清晰地显示出，人们并不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态度做出行为，相反，许多时候人们会根据行为改变态度，或者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进行辩解。
不过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减小认知失调的方法，除了为自己找理由进行自我辩解外，还存在其他方法，同时存在着许多个体差异。比如上面进行那个很无聊实验的被试，其中就有很少一部分人拒绝言不由衷地告诉另一个被试。也就是说，当态度和行为矛盾的时候，你也可以改变行为而不是态度，从而使得言行一致、心口合一。但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更大，耗费的心理能量更多。
另外，自我辩解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人们认为自己而不是别人对行为负有责任。如果被试做了实验拿到1元钱，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被实验者蒙骗了，也就是把认知失调的责任归结为实验者的安排设计。比如被试想：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实验才拿了1元钱，简直把我当猴儿耍，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改变对实验本来的态度。然而，基本上没有人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这与我们在2010年第11期提到的服从权威现象有关。
当然还存在一个选项是，真诚地承认自己作为一个人，有时会犯错误，有时难免虚伪，有时难免管不住自己。做了就是做了，不用找什么理由和借口进行辩解。当前许多研究者从自我概念的角度解释减少认知需求的动机，因为认知失调威胁到了“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等对自我的看法，所以人们会忙着辩解。美国迈阿密大学McConnell等人在2010的研究发现，那些本身更为世故、自我概念复杂的被试，对虚伪有更高的容忍度，不会因态度行为不一致而改变之前的态度。下回如果有人抛给你一个理由，先好好掂量掂量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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