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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能源驱动下的经济社会行至当下,不得不做出新的抉择。

  能源关乎国运。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模式,在步入巅峰之后,面临调整。“十二五”是这一模式改变的开端。能源结构调整、能源体制改革、能源战略转移等诸多难题正迎面而来。

  1. 水进火退难题

  在“15%、40~45%”两个约束目标之下,能源结构调整成为必然,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性必须降低。

  按照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十二五”及“十三五”能源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水电纳入优先发展序列;煤电发展规模和速度受限,为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传统电源投资者发电份额将大幅减少,其利益必将受损。有研究机构称,每五年火电比重将下降4~5个百分点,火电投资规模势必大幅削减。

  发改委要求,严格控制东部地区新增火电项目,在大中型城市及附近地区不再布局建设新的燃煤电站,所需电力通过西部输电解决。“十二五”时期,国家安排新开工建设火电规模仅为2.6亿~2.7亿千瓦,且“上大压小”政策继续延续。

  火电迎来政策严冬。有火电企业代表提出,火电发电小时数不能低于5000小时,否则火电企业将难以自负盈亏。显然,利益集团正在与国家政策博弈。

  与此同时,水电发展面临激烈的环保争议。2010年我国水电装机突破2亿千瓦。2011年水电重点流域开发力度继续加大,预计开工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2亿千瓦。

  按照能源局研究:“十二五”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必须达11.4%的目标,其中,一半以上需要水电来完成。到“十二五”末,水电装机容量达2.9亿千瓦,水电比重占6.5%。

  在生态环保和移民问题的约束下,水电能否担起重任?

  不惟水电,风、核、太阳能也迎来发展重要契机。按照国家能源局规划,在2011年~2020年的十年间,国家对新兴能源产业累计直接增加投资额将达到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

  如此巨额投入,风电、水电、核电、太阳能必将竞相追逐,地方政府对投资的竞争必不可免。国家应该制定怎样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引导上述产业投资?又如何规避重复建设和低效能投资?

  2. 价改博弈

  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远没有终点。

  按照能源局的改革思路,“十二五”将继续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包括理顺煤、电、油、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完善农电管理体制,研究出台煤、电行业协调发展等政策措施。

  第二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已全面接受能源管理工作,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紧迫而繁重。此前,其主管经济运行和产业协调,对煤电油气运衔接等问题颇为熟悉。在他的任内,成品油价改、煤电联动、天然气价改等敏感问题或许有所突破。

  长久以来,煤、电、油、气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缓慢而沉重。

  以电改为例,2002年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我国电改方向,即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输配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但是,改革8年之久,除厂网分开外,电改再无新进展。

  改革是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过程。能源价格改革背后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的源头和终点何在?价格改革让位于民,还是让位于利益集团?

  毋庸置疑,纾解改革难题非国家能源局一己之力可为。

  正因此,“能源大部制”是“十二五”以及“十八大”的重要期待。

  3. 战略调整突破

  自“十二五”开始,国家能源供需战略、能源空间开发战略、能源储备战略均有重大调整。

  从保供给到限制消费。“十二五”能源战略从偏重保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科学调控能源生产转变。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已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

  国家能源局提出,“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指标拟定为40亿吨标准煤,但地方订立的经济发展目标远超于此。同时,资源省份资源开发力度也不断加大,产能释放力度加大,总量控制难度正在加大。

  能源开发由东向西移。目前,五大国家能源战略基地已确定:山西、鄂尔多斯盆地、蒙东、西南、新疆,西移战略正付诸实施。能源局确定“加快西部、稳定东部、优化东部”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战略储备将加速。“十二五”期间,石油、天然气、煤炭三个重大领域储备力度加大。从增产到增储,思路截然不同。

  能源局在政策层面的表述为,“加紧建设一批天然气储气库,重点做好城市天然气调峰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国家石油储备二期项目建设,做好三期工程前期工作”;“适当扩大煤炭产能储备”。

  这其中,官方首次公开正在进行石油战略储备三期工程,首提煤炭产能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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