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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物理学家转行撰写文学畅销书
28岁的乔尔达诺坐在人前有点拘束，说话时都低着头，如同他笔下的“质数”。这位曾经获得过粒子物理学博士的意大利年轻人现在的身份是作家。还在从事量子物理研究时，他就写出了小说《质数的孤独》。这本书一出版就获得了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
乔尔达诺也被称为意大利的“村上春树”。从量子物理学家变成作家，从科学走入文学，这样成功的例子少而鲜见。近日，乔尔达诺受邀北京书虫国际文学节前来，《质数的孤独》也同时发行中文版，本报记者就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与他进行了对话。他说，尽管他选择了文学，但科学依然高于一切。
【人物名片】
保罗·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 1982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粒子物理学博士。《质数的孤独》是他的处女作，一出版便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
【链接】
《质数的孤独》
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文学奖”获奖作品。意大利出版史上最惊人的处女作畅销记录，两年销售逾120万本，上榜逾100周，售出36国版权，畅销全欧500万本。
同名电影于今年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小说中的马蒂亚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天才，他相信自己是质数中的一个，而中学同学爱丽丝正是他的孪生质数。他们都有痛苦的过往，同样孤独，同样无法拉近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从少年到成年，他们的生命不断交叉，努力消除存在于彼此间的障碍，相互影响又彼此分离，就像孪生质数，彼此相近却永远无法靠近。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目前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挫败感让我走出科学”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你曾经研究的领域？
乔尔达诺：我研究的是粒子物理。做的是理论物理的计算方面。我一直在意大利，也去过几次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但我觉得那儿根本不需要理论物理学家。我的研究方向是CERN的一部分，研究的是和夸克有关的粒子。即使在这个领域，我研究的也是极小的一个理论问题，问题虽小，但要求却很大。我曾经在一个问题上工作了整整三年。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再研究物理学？
乔尔达诺：科学专业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每个领域都是细分，越钻越深。20世纪初之前，科学家是可以读懂其他学科的。之后，科学学科变得越来越细密。每个人都在研究很小的一块内容，我一直在研究物理，但我没法读懂化学的文章，哪怕是和物理有关的，甚至是其他物理学家做的研究我都可能会读不懂。这是我走出科学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科学让你受挫？
乔尔达诺：从某种层面说，我是有挫败感的，就像走进了死胡同。我依然喜欢科学，它比其他一切事物都迷人，尤其是物理，我非常热爱它。可当我做研究的时候，科学的迷人之处都消失了。我对做科学觉得有点无聊了，我的脑子有一部分停止了工作，我想逃出去。
新京报：但不是任何一个科学家想随时改行成作家就可以做到的，你为什么会选择文学呢？
乔尔达诺：哦，幸好不是人人都想做作家(笑)。我虽然没有经受过什么严格的训练，但一直都很热爱文学。科学让我逃避，但是写作激发了我的兴趣，写作同样让我学习很多东西，它比科学更能符合我的好奇心。但是，如果我必须说的话，我觉得科学还是比文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加高级。它是人类和世界关联的最好方式。
新京报：你是否尝试过用写作来进行科学传播？
乔尔达诺：我没有这么做过。我不是反对要这么做。但让一些科学家来写自己研究的东西让大众来阅读，可能并不很舒服。因为每次他们这么写，就失去了一些精准度，接下来可能就会引入一些误差。不是所有科学家都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向来学习的就是如何精确描述一个东西。
科研、写作都要想象力
新京报：理论物理学家和作家之间存在哪些相似之处吗？
乔尔达诺：两者都并非凭空想象，都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了解大量的信息，有时候作家也会像一个科学家一样研究这个世界。他们都是很孤独地工作，同时又必须野心勃勃。
新京报：科学家和作家都在挑战自己？
乔尔达诺：对，都要挑战自己。在理论物理学界，所有人都很焦虑，没有人满意“标准模型”，所有人都尝试挑战它。科学家永远不会停步。作家也是这样。你以为你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到了某个水平了，但还是不会满足，还要继续深挖下去，继续追逐下去。
新京报：理论物理学家和作家都需要很好的想象力吧？
乔尔达诺：完全是这样，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无形的，伸手摸不着的。科学家每往前走一步，都是基于某种确定的东西，符合一定的确定的步骤规范，但事实上，为了往前迈出哪怕一小步，都不得不借助想象力。而且科学的想法和虚构写作的想法，都是最初从很模糊、很不着边际的事情开始，然后才慢慢去实现。
新京报：那理论物理和文学不同在哪儿？
乔尔达诺：它们可能目的类似，但两者采用的工具、方法，或者说语言则完全不一样。科学需要精准再精准的语言，不得有任何差错，而文学则需要模糊、相似、细腻而多意的语言。一个是非黑即白，一个则可以任意发挥。但科学毕竟是科学，物理不会变成“超物理”，科学走的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的。
新京报：科学的发展是否对文学产生了影响？
乔尔达诺：科学如何影响了文学我不好说，但科学的一些发展的确会影响人类的情绪。20世纪初，科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当人们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最普遍的想法是：是的，他发现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根本没有真理可在。那这点肯定是不对的。同样，在海森堡发现不确定性原理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人们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消失了。在这样的时候，文学或许可以给混乱带来秩序。
男女主人公“量子纠缠”
新京报：讲讲你小说的题目吧。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和数学并无关系，为什么要取这样从数学中摘取的概念？
乔尔达诺：其实我最初的标题是带着“量子纠缠”的意思。粒子在不同的位置会出现纠缠的现象，互相呼应，这是个物理理论上的概念，但是我联想到了男女主人公，两人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了感应，命运交织在一起，就像量子纠缠一样，我曾经想用这个隐喻的。不过，后来编辑把这个题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一个质数只能被自己和1整除，相差为2的两个质数叫做“孪生质数”，也就像我小说里两个孤独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书名是让这本书成功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日常生活中，你更像一个科学家还是作家？
乔尔达诺：我觉得更多是混合。在做决定时，我更像是一个富有理性的角色，但是我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非常关注。
有很多人一说到科学家，就会联想到《美丽心灵》里的罗素。的确，你走到理论物理学家的办公楼，就是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怪人。有时候，我不知道是科学吸引了怪人前来，还是科学让这些人变得奇怪。但是，这其实包含了一个偏见。很多人认为科学家都是冷血、理性至上的人。我觉得恰恰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一个抽象的，没有尽头，甚至可能不存在的世界里，比如我就花了三年时间在一辈子都看不到的亚原子粒子上，如果这些人在这么做，这实际上是非理性的。他们其实在逃避一些现实。
新京报：如果你是大学校长，刚收到一大笔资助，你会给以下哪个院系？物理学还是人文学科，比如写作班？
乔尔达诺：哦，肯定不是写作班。它完全没用。我也不会给物理学。物理学已经发展很快了。我可能会给神经元研究方面。这是现在发展最有趣的领域了，很多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生都转向那儿了。尽管现在我是个作家，我还是会更偏向科学一点。我觉得科学的力量更大于人文。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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