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独立报》编辑的电话时，该报的非洲特派记者丹尼尔·赫登正在伦敦等待自己的利比亚签证。但是下一刻，他的命运被从卡扎菲的的黎波里转移到了正身处核危机的日本福岛。

　　“我已经习惯在世界上最贫穷落后、最危机四伏的地区进行新闻报道，但我几乎没有在这样富裕的国度工作过的经历。”当走下机场廊桥的时候，赫登有一丝兴奋，这是他第二次来日本，但却是第一次来此地做新闻报道。虽然，家人朋友劝阻过赫登，但是他本人更相信自己对危险的特殊直觉，这种直觉让他在非洲的枪林弹雨中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东京的繁华让赫登惊讶，而随后，驱车一路向北，几百公里外，城市的残垣断壁、流浪的猫狗、碎片般的公路以及空空荡荡的教室外孩子们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雨伞，醒目的日文告示牌“警備強化中”，以及写有“TEPCO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大门飞过车窗，眼前的这一切，让深入福岛核无人区的丹尼尔·赫登觉得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走进核无人区

　　从东京驶往福岛的高速公路，曾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命脉，每天都是车流涌动的繁忙景象。然而，距离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半个月之后的今天，丹尼尔发现，曾经的车水马龙，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一路，通往了这场灾难的中心地带。距离磐城10公里处，这条曾经挤满了上下班车辆的沿海公路，如今已被海啸带来的山崩泥堆所堵塞。之前用来显示交通拥堵情况的卫星定位系统现在则以红圈显示被堵塞的道路。到达高速公路中心地段时，唯一打破寂静的是日本自卫队军用车的隆隆响声。距离核电站20公里开外，废弃的路标无声地向人们提示：核泄漏区就在眼前。

　　进入半径二十公里的核污染禁区之后，丹尼尔再也没有看到日本自卫队的影子，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几乎就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死亡地带。“这简直就是一处毁灭之境。道路被碎石和垃圾阻碍，我们不得不一次次下车，去移开挡路的各种灾后残骸。有几次，前面的路干脆就在海啸地震之后消失不见了，我们不得不从旁边绕路而行。”为了前往核灾区的核心地区，丹尼尔·赫登随身携带了GPS卫星定位器以及一份纸制的日本地图。“原本我还带了上网手机，但是进入二十公里核禁区之后，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所以在进入核禁区前，我们一直可以了解核电站的最新消息，而进入之后，我们就好像瞎了一样，完全是靠运气。”

　　越接近灾区核心，情况越糟糕。丹尼尔前方的路被震成数段，车辆的残骸像是被一个任性而愤怒的孩童随意丢弃的玩具一样：“这里是被翻倒的尼桑， 而那儿又是一辆毁坏的丰田，车子里外都是泥土。附近的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只剩一根柱子，像一只单腿独立的矮胖火烈鸟。而房子的底楼已被彻底铲平，地上的木头残片告诉我们海水曾经来过这里。”

　　在地震和海啸发生的两周后，这些恐怖的场景似乎已经被人们所熟悉。附近的窯町尽管躲过了海啸，但山坡上空荡荡的马路却昭示着另一种恐惧。目光落到了一座废弃的房屋，一阵轻微的震动，瓦片迅即掉到地上，砸坏了自行车。房屋的门都打开着，似乎随时有人要回来。“可以看出，这里原来的居民们离开时，除了恐慌，没有带走其他任何一样东西。”

　　对于曾经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度报道死亡、瘟疫、战争等等新闻事件的资深记者，面对这一切，丹尼尔产生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瞬间的荒诞感。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表示：“你看到这一切，很难想象同一刻，在几百公里外的人们还都过着正常的生活，而这里却……”

　　在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时，相距仅3公里的这里的人们一定听到了响声，然后匆忙地逃走。没有人再能看得到盛开在附近学校操场的樱花，或与朋友在樱花树下畅饮小酌。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学生们的雨伞还整齐排放着。

　　在通往福岛核电站的6号公路下，有一个小村庄。空无一人的街道，仿佛静止的画面，只有两三只流浪猫和一些与主人失散的狗，成为了这里唯一鲜活的风景。在行驶的途中，丹尼尔看到有一对老年夫妇从他们的车里出来，跑进一幢房子里，似乎是回家来拿东西。“可我们刚想倒车退回去，爬下去找他们，他们已经不见了。现在，整个核禁区里面几乎没有人影，这对夫妇是我看到的除福岛死士外唯一的生人，很可惜后来我们没有和他们说上话。”

　　记者问丹尼尔，穿越这片毫无生气的地域是否感到恐惧？他坦然表示，“我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自己的处境是否安全，但是，我没有恐惧。真正的危险并不是立时可见的，也许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所以当时我没有害怕。”

　　丹尼尔深深地知道，在辐射面前，人类有多么脆弱，即使在上锁的密封车内也不能保证什么。在行驶途中，他们只敢在不得不清理道路上的障碍物时才下车。他甚至记得自己一共有多少次下车，“在禁区内，我一共4次走出车门外。”

　　渐渐接近目的地时，他们看到，马路上震裂的口子已经被沙子覆盖，裂缝更大的地方则被木头填补起来。这似乎预示着前方的不一样。

　　3名工作工人因赤脚踩入超过辐射标准1万多倍的水中，被遮上防辐射罩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面对“福岛50死士”

　　大约3月25日下午三点多，丹尼尔终于来到了核无人区的中心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远处，他们看到一堆变电塔汇聚到同一个地方。

　　身着厚重防护工具的人影如鬼魅般不真实，他们戴着呼吸器，指挥着一批批的白色车辆，这场防堆芯熔化的战役似乎看不到尽头。

　　丹尼尔向其中一辆车挥手，司机摘下呼吸器，告诉他们，他就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他的声音里充满恐惧，坚持不能与记者交流情况，就匆匆离开。

　　“我猜他必然就是‘福岛50死士’中的一员，只是他们被严格要求不能向媒体说一个字。所以，当他发现我们是记者之后，就不断告诉我们他要马上离开。由于没有过多的交谈，我到现在也不肯定，为什么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工厂里没有部队也没有保安，只有东电的工作人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远处缕缕灰烟升起，为他们指明了方向。被称作“50死士”的人——“他们穿戴着白色厚重的防护服和头盔，我们甚至看不清他们的容颜。”他们前往的地点便是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于是丹尼尔也尾随而去。

　　在大量被毁的物件之中，这里似乎幸免于难。只有水泥墙上一个白色的巨大标志告诉他们，这里才是灾难的中心。在日语标志的旁边，是红色的东京电力公司的缩写TEPCO。

　　此时此刻，丹尼尔他们的车距离反应堆只有数百米之远，他们透过车窗看到几个小队的工作人员正在轮流值班防止堆芯的熔化。后来，丹尼尔才知道，当时东京电力公司承认3号机组的压力存储室可能已被破坏，很可能将有大量核辐射被释放出来。3名工作人员因踩入超过辐射标准1万多倍的水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灼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丹尼尔在反应堆前刚刚停下不久，一部东京电力的车子就从反方向开了过来。在看到有外来车辆进入后，它便停了下来。从打开的车门里，走出两位身着厚重防护辐射服的工作人员，因为戴着呼吸器不能语言交流，于是他们交叉双手打着手势，用日本传统的方式，告诉丹尼尔他们，“这里是‘禁区’，你们不允许进入。”

　　丹尼尔后来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已经进入核禁区长达4个小时，“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询问我的日本向导，是否对此行感到不安。当我们被阻止继续前进之后，我们俩共同决定此行到此为止，现在到了该撤离此地的时候。”

　　3月12日，日本福岛县南相马市，海啸冲毁了当地房屋，仅留下屋顶露出地面

　　“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离开的路格外畅通。为了了解海啸的破坏情况，丹尼尔他们驶向了离核电站最近的一个小城——南相马。仅仅花了两个小时，丹尼尔他们就抵达了南相马。

　　“这里的天空阴霾得可怕，我几乎肯定，南相马城市中靠近海边的区域将很难恢复原有的生机。海啸和核辐射对这里的打击太严重了。”丹尼尔对笔者回忆。

　　这里被日本政府划定为“等候撤离区”，即要求市民们呆在室内不要出门，等待撤离。一路上，被毁的船只和车辆以各种形状散落了数公里。电线杆扭曲地倒在路旁，乌鸦从一个荒凉的公园上空飞过，在寻找着什么。

　　可怕的死寂被远处的喇叭声打破，幸亏它还在工作。它对这座灰暗的废墟承诺，政府将在当天下午恢复汽油和煤油的配给供应。似乎这是唯一一个令人稍稍宽心的消息。

　　在丹尼尔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遇到了老人德泽。与其他人对于核辐射的恐惧相比，德泽显得比较淡定。丹尼尔载他到了南相马市郊外的海滨——他想去那寻找失踪的亲人。“你们在这里不安全，你们还在撤离区。”老人后来提醒丹尼尔。

　　据丹尼尔后来了解，只有2万多人在此避难（南相马市总人口为7万人）。丹尼尔在市长办公室见到了樱井先生，墙上贴着不少灾后的照片。他情绪激动地告诉丹尼尔，居民们被迫留下来自救。“这里的每个人都对东京电力不满，他们既没向我们提供任何信息，也没给予我们帮助。”说到激动之处他竟然颤抖起来。

　　樱井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一名“死士”，决心要留下来拯救他的家乡——被毁的核电站、被污染的水稻田和恐慌的幸存者。但他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了，两天前的晚些时候，因为对核电站严峻形势的估计，政府要求扩大疏散撤离范围，那些“勇敢者”也必须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在这条命令前，避难所的一些人仍魂不守舍，似乎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樱井凝视着墙上描述灾情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下面，是曾经用来装饰的美丽风景画。“因为送货司机不想来这里，所以我们得不到配给，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樱井告诉丹尼尔。

　　记者问丹尼尔：“当你们两人深入危险的核禁区，四周空无一人，道路崎岖，同时还伴随着辐射阴影，你是否感到同样的孤独和恐惧？”丹尼尔想了想，说：“在整个探访核灾区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是我处在这样一场危机当中，没有后援，且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会怎样？我相信，只有你亲自花些时间在那片被隔离的核禁区内，你才能体会它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我从没有做过和这次相似的报道，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探访报道，通过我的经历，将会给读者带来一场严肃的思考：核电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我知道，这样的报道对我很危险，但是我希望这篇报道能够物有所值，对我们的未来有所帮助。”

　　B=《外滩画报》

　　DH=丹尼尔·赫登

　　“我们没有任何防辐射的装备”

　　B：你是《独立报》驻非洲的记者，为什么这次会突然出现在日本灾区？

　　DH：的确，我主要在非洲工作，常驻内罗毕。来日本之前，我正在伦敦等候前往利比亚的采访。但是，由于签证问题，我被耽搁在伦敦，恰好《独立报》需要一名有丰富海外经验的记者，协同他们的报道小组前往日本重灾区采访。我过去8年为《独立报》深入全球三十多个国家采访的工作经历，让他们选择了我，而我也毫不犹豫就动身前往了日本。

　　B：你去日本核灾区，你的家人没有反对么？大家对你的安全和健康不担心么？

　　DH：当然担心，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我总是去最艰苦的环境采访，他们相信我能够在采访中保护好自己，做出最理性的选择。

　　B：在日本，当地人怎么看你要去福岛核无人区采访这件事？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是个不要命的疯子？

　　DH：所有知道我要去那里的日本人，都非常关心我的安全，他们劝我不要去靠近核污染区域内的任何地方。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为了完成报道任务，把你看到的真相带给读者，你必须冒此风险。

　　B：所以，面对日本当地人善意的阻挠，你依然要进入核灾区？

　　DH：我经常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提醒，有时候甚至是登上航班的最后一刻。但是，你必须仔细分析别人的建议，并且和你自己的实际经验相比较，最后相信你自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当然，很少有人能够有那种直觉，能够平衡他人的建议与自己的决定。

　　B：为了自己的这次核无人区采访，你为此作了哪些准备？你购置了什么特殊的装备么，比如防辐射服？

　　DH：无论在哪采访，我随身总是携带一部卫星电话。在出发前，我通过朋友和专家找到了一名会日语的向导，他对那里很熟悉，并且有自己的车——一辆加长型丰田轿车，同时他也希望能够进入核污染区里面，看看那里的情况。我们乘坐的丰田汽车备有两个油箱，我们加满了油。同时车上装了足够的饮用水、食物和发电设备。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防辐射的装备，只有身上穿着的用于防寒的户外防雨服。

　　B：在前往福岛核电站前，你们有什么事先的计划么？或者，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你们有什么应对措施么？

　　DH：在前往这样一个核灾区，我想，提前的计划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们此行主要的目的就是观察尽可能多的事实真相，去探访还留在那里的灾民，了解他们的经历。在行进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来自道路，在海岸边，我们拥有的卫星导航仪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路上会有什么，是碎石还是裂缝，或者是淹没道路的大水。此外，在灾区附近，住宿是另外一个难关。灾区内，几乎所有的酒店宾馆都停业了。有一次，我们不得不跻身于一家日本人唤作“情人旅店”的地方住宿，因为它是整个岩手县唯一还在营业的旅馆。

　　探访核无人区是让你能够铭记一生的经历

　　B：你们探访“核无人区”的路线是如何安排的？

　　DH：我们首先抵达岩手县，然后通过J-Village(编注：福岛县楢叶町，距离福岛第1核电站20公里远，东京消防厅总部就设在这里，目前俨然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救灾的前线指挥所)前往福岛第二和第一核电站，之后前往南相马。

　　B：进入核灾区，你可曾感到恐惧？

　　DH：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对探访核无人区所产生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做出评价，现在还有点早。但是，就好像我在报道中写的那样，这是种让你能够铭记一生的经历。整个过程中，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当我们的汽车抵达福岛核电站大门口，看到过往的特种车辆上都是一些全身穿着厚重防辐射服、戴着呼吸面具的“福岛死士”，我们一瞬间呼吸紧张，仿佛身在民用车里，毫无防护措施的我们已经彻底暴露在核辐射之中。

　　B：在车子外面你可曾感觉异常？

　　DH：在整个灾区，到处是海啸留下的惨景，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诡异的味道，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与核辐射联系在一起。车窗外，是一种看不见也闻不到的死亡气息。

　　B：前往核电站的沿途，你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么？

　　DH：在核无人区的外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日本自卫队的军车和士兵。但是在核灾区里面，我们只看到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很多沿途的路障都没有人把守，于是我们顺利地深入到了灾区的核心地带。

　　B：在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新闻报道中，我们都看到在核禁区内有许多老人还留在那里？

　　DH：就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特别是在它的乡下。日本人的乡土观念很强，很多日本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对于核灾区的老人们来说，那些往往需要长期才会显现的辐射病，对于他们的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年轻人和带着小孩子的父母，才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所以，在禁区内外，才会有一些老人留守。

　　B：作为一名多次报道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媒体人，你对日本的核电站发展有什么看法？

　　DH：对于是否应该建造核电站，我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如果你有完美的司法系统，那么做出死刑的判决会变得相对容易。同理，核电可以是人类能源的最佳选择，但是人们必须保证核电产业系统是完美无缺的，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我个人觉得，由于日本的核电业与政府保持了一种过于亲密的关系，导致在政府“帮助”下，他们那些陈旧的核设施得以继续被使用，而不是按照规定退役。

　　B：从历史上看，当年深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访的记者，多数都受到辐射的污染，很多人因此患病甚至丧生，对此，进入核电站腹地的你，不担心受到放射线的危害么？

　　DH：我当然也担心自己的身体受到辐射伤害，但是我曾在去之前咨询过医生和科学家，他们告诉我，遭到核辐射的风险的确存在，但并非不可控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当我们靠近反应堆的时候，它里面会否又发生了什么新的泄漏或者是不是发生新的氢气爆炸。

　　B：目前，你在哪里？

　　DH：我正在返回伦敦的途中，因为科特迪瓦发生内战，我将很快赶去那里，报道最新的情况。

　　B：从核无人区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接受了核辐射的检查？你的身体没有问题吧？

　　DH：我在位于东京的ABC新闻网那里接受了仪器的检测，显示我仅仅受到少量的辐射。因此，我还吃了一些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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