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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告诉我,他是否活着“

加加林和赫鲁晓夫

  在1961年4月12日之前的苏联,即便在航天系统内部,也没有人预料到会产生对宇航员的关注乃至崇拜。赫鲁晓夫之子,航天专家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1961年春天弥漫在苏联航天界的气氛:

当时宇航员的姓名是只字不提的,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要紧的是上太空,是第一个人在太空飞行。

  苏联载人航天计划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不希望宇航员来操作“东方”飞船。他的小心谨慎是有充分根据的,那时没人知道在失重状态下人会出现怎样的反应。曾有人担心从超重(发射过程中)到失重的切换带来的感觉上的急剧变化可能导致宇航员发疯。

  也许正因为此,苏联飞船设计师倾向于让飞船在自动驾驶仪的控制下飞行。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苏联至少57次发射“太空犬”上天,狗狗们自然不会操控飞船。或许苏联人认为人类宇航员乘坐的飞船也应该在外部遥控。

  即便如此,“东方”飞船的控制台上还是安设了手动控制装置和一个自动/手动切换开关,以便在需要紧急情况时,宇航员能够马上接管飞船的控制权。这个手动控制功能被预先锁死了,加加林只有打开一个密封的信封,找出并输入密码,才能控制飞船。

  他们的竞争对手美国人则充分信任并发挥宇航员的能动性,他们的“水星”飞船从第一次进行载人发射起就是由宇航员人工控制。

  美国人在民用航天项目上一如既往地透明,他们仿佛没有吸取首颗人造卫星被苏联抢先发射的“教训”,在把第一个美国人送上太空之前又高调宣布发射时间定在1961年5月上旬。从苏共中央总书记到总设计师都希望“东方”能在这之前发射。科罗廖夫进一步提出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发射并返回——这样宇航员就能出现在节日庆典上。 但发生在半年前(1960年10月24日)的P-16导弹爆炸事故的阴影在赫鲁晓夫心头挥之不去。那次事故导致包括战略火箭军司令涅杰林元帅在内的上百人丧生。而且,就在1961年3月23日(距加加林飞天仅三周),苏联宇航员梯队中最年轻的一位——25岁的邦达连科在压力隔离舱内进行试验时,因突发的火灾受烧伤而死。这是第一位在训练中牺牲的宇航员,当时陪同他奔往医院的人中就有加加林。 苏联航天已不能再次承受死亡之重。

  赫鲁晓夫建议把发射时间从四月底推迟或提前。科罗廖夫不打算推迟,那样很可能因为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导致落后于美国。他权衡了几个日夜,最后给赫鲁晓夫打电话,明确说他们准备在4月12日发射。

  4月12日,那天赫鲁晓夫在焦虑不安地在电话旁守候了一个半小时,铃声一响,他抓起电话,一听是科罗廖夫的声音,总书记几乎是喊着问总设计师:

先告诉我,他是否活着?

  当时塔斯社准备了三份新闻稿,一份是宇航员成功返回,另两份分别是飞船未进入轨道以及飞船失事、宇航员罹难。赫鲁晓夫其实已经做好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任何事故。下野后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科学是通过牺牲来开辟道路的,没有办法,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因为牺牲就止步不前,就会对征服太空起阻碍作用。人类为进步付出代价,甚至是付出像人的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让他高兴高兴吧”

科罗廖夫为加加林送行

  加加林108分钟的太空之旅险象环生:飞船气密传感器发生故障(为此,发射前的数分钟内不得不先松开然后重新拧紧舱盖上的32个螺栓)、通信线路一度中断(本来应显示吉利的信号“5”,结果跳出个表示飞船失事的数字“3”)、第三级火箭脱离后飞船开始急剧旋转、返回时还惊现飞船胡乱翻滚的一幕……

  苏联为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准备了一支11人的宇航员梯队。理论上其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飞天第一人。因为加加林在飞天前已是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曾有人建议让尚未有子嗣的另一位宇航员盖尔曼-蒂托夫替换加加林。但是科罗廖夫坚持让加加林上,并亲自对他进行了飞行前的测试。加加林出色的表现证明科罗廖夫的选择是正确的。但直到发射前,媒体和公众还不知道加加林这个人的存在。

  据说,为了避免宇航员落入敌对国家领土进而发生叛逃事件,“东方”1号飞船上安装了遥控炸弹,科罗廖夫和加加林各掌握两段炸弹引信触发密码中的一半。出于对加加林的信任,科罗廖夫在飞船发射前把自己知道的那一半密码告诉了加加林。

东方号返回程序

  飞船的返回并不顺利。预定的降落位置应为莫斯科以南400千米,但实际降落地点为莫斯科以南800千米的一片耕地中。落地后加加林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安然返回地球:“地犁得很松,很柔软,甚至还未干。我甚至未感觉到着地。我简直不相信我已经站立着。 ”据说加加林穿着橙色飞行服向一名妇女和一个牵着一头牛犊的小女孩走去。当他被问道是否来自太空时,加加林微笑着说:“是的,我来自太空。” 加加林发现周围没有搜救人员接应他,于是用通讯设备与指挥控制中心联系,报告自己的位置。一小时后搜救人员发现了他。

  为了确保这次太空飞行能够申请世界纪录,苏联当局隐瞒了加加林的降落方式,声称加加林乘坐密封舱着陆,而事实是加加林是在飞船降落到一定高度时被弹射出舱,使用降落伞单人降落。

  为嘉奖勇敢的宇航员,国防部长马利洛夫斯基建议提前授予加加林上尉以大尉军衔和“苏联英雄”称号。赫鲁晓夫则出于对这位优秀小伙子的欣赏与厚爱,说“让他高兴高兴吧”,让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通知刚刚着陆的加加林,他已经是“苏联英雄”,军衔则是连升两级的少校。

神器“东方号”

东方号飞船模型

  安全来自过硬的质量。到1961年时,已经发射了六艘供测试用的“东方”飞船(在杨利伟——他于2005年8月访问俄罗斯期间被授予加加林勋章——飞天前,“神舟”飞船进行了4次无人试验飞行),其中三次失败,导致四只试验太空犬身亡。仅飞船舱盖密封性试验就进行了50次。舰船分离试验进行了15次,返回舱与动力舱的分离试验进行了5次。返回舱曾被安-12运输机载到12000米高空进行减速伞和宇航员弹射系统的测试。生命保障系统分别在图-104运输机和加热舱内进行测试。宇航员弹射座椅在几十米到4千米的高度之间进行过大量测试,其中一次一位宇航员在弹出时一头撞在座舱盖上,不幸身亡 ……

  为了赶时间,“东方”飞船上的设备一切从简。飞船上没有后来载人飞船必备的陀螺仪。宇航员需要根据时钟判断飞船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寻找再入大气层的时机。姿态控制系统也不像今天的飞船一样用微型火箭推动,而是用罐装的压缩气体提供反冲力。飞船的主发动机也没有重复点火能力。由于上述种种限制,“东方”飞船只能进行一次再入,没有出错的余地。科罗廖夫的冒险是值得的,他比美国人早三个星期把人送上太空。

东方号内部结构

  这样的飞船乘坐起来也不会舒服。球型的返回舱在再入大气层时会一边自由落体一边滚转。宇航员也因离心力作用被甩向舱壁。加加林后来回忆这种旋转:“我是一个完整的芭蕾舞团——头,然后是脚快速旋转。每样东西都在转。 ”因为采用弹道式再入轨迹,过载高达8g,而加加林自述可能有10g。后来的美国“双子座”、“阿波罗”和苏联“联盟”飞船的再入过载仅为3g左右,舒服多了。

  就是这样简陋的“东方”飞船不仅成功地将第一个人送入太空并安全带回,而且还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在超过30年的岁月中,从“东方”飞船衍生出了军用照相侦察卫星、地球资源卫星、地理测绘卫星、生物实验卫星等各种航天器型号。

加加林成为传奇

加加林签名的杂志照片

  加加林回到地球后,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迅速成为国际名人和人类英雄,他的健康和安全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他不再有机会重返太空。(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曾决定不让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重返太空。可惜肯尼迪没能看到后来约翰-格伦以77高龄乘航天飞机重返太空,再次创造历史。)

  但是在加加林的战友科马洛夫殒命蓝天之后。为提振人们对于苏联航天的信心,加加林重披战袍,被选为下次太空飞行的宇航员。那时他已经有5个多月没有驾驶过喷气式飞机了。为此,他开始恢复飞行训练,直到那个黑色的日子到来。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和飞行教练员谢廖金在一次例行训练飞行中,因飞机坠毁而罹难。

  对于苏联/俄罗斯航天人来说,加加林已经超凡入圣,成为航天事业的殉道者和圣徒。他在“星城”的办公室保持着他刚刚离开时的样子。时钟的指针指向飞机坠毁的10点31分。新晋宇航员在出征之前总要到这个办公室拜谒,并在返回地球后到他的塑像前献花,就像信徒“还愿”一般。在“联盟”飞船及“和平号”空间站乃至国际空间站上,总有某个角落挂着加加林的肖像。

  加加林的影响力没有局限在航天界。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象征人类进步的先锋楷模。从英国首相到美国总统,达官显贵都对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州技校的铸造工人表达着敬意。他更是普通人的英雄,美国的工人和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都给他写信倾诉仰慕之情 ;利比里亚人给他穿上民族服装,当地部落宣布他为自己的领袖;更不用说遍及苏联大地的工农兵们对他的爱戴了。

  美国三位著名宇航员约翰-格伦、麦克迪维特及阿姆斯特朗签名的加加林纪念卡片

  2011年4月5日,英国文化委员会宣布,为庆祝前尤里 加加林成功进行首次人类太空飞行50周年,将在伦敦市中心树立加加林雕像,该雕像会与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的雕像相对。

  以库克麾下舰只“发现”号命名的同名航天飞机刚刚结束历史使命,载人航天事业也将翻开新的一页。加加林的胆略、勇气和机敏,将像历史上那些著名开拓者一样,激励人们继续探索前沿与未知领域,激励人们在各个领域开拓新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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