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有言：“我们了解历史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文献及证物。文献的局限在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后来人的修饰。因此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证物不言，却能真实地诉说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汇成进程图表。”“为文明标定坐标”的证物，便是文物。我们推出“文物传奇”系列报道，不仅为了介绍文物本身的价值，还希望通过揭秘文物背后的曲折故事，点亮历史深处的人文光泽。因为我们相信，总会有一些光泽，能安抚我们内心的浮躁；总要有一些光泽，为快速发展的时代，寻找底蕴丰富的心灵依靠。
2011年3月17日，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评选活动揭晓，在山东博物馆馆藏的20万件文物中，十件文物脱颖而出，成为“镇馆之宝”，其中之一是商代的甲骨文。
山东博物馆珍藏有五千余件商代甲骨，数量多，学术价值高，在全国博物馆中名列前茅。根据已故著名甲骨学家、历史学家胡厚宣先生的鉴定，国内的甲骨收藏，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之后，省级博物馆中便要数山东博物馆了。
如今，当人们在博物馆亮丽橱窗里欣赏甲骨时，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惊险而坎坷的命运。这些具有传奇经历的甲骨，经过半个多世纪劫难后，作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向世人陈述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份沉沦与奋争。
7月24日，记者找到88岁高龄的刘敬亭，这位1949年开始在胶东参加文物管理工作的老人，对这些甲骨情有独钟。
1219片罗振玉旧藏甲骨，险入日本人之手
刘敬亭介绍，虽然她开始介入文物管理工作是在1949年，但1945年的那些惊险之事，早已听同事说了无数遍，就像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山东胶东行政公署派干部去东北地区巩固地方政权，接收敌产。公署干部高兢生带领十几人到大连远东炼油厂执行任务。发现炼油厂内，一名日籍工程师迟迟不肯随日本侨民撤离，接连几天在厂区徘徊，并十分留意厂区里一个四面焊死的大铁箱。箱内何物？无人知晓。这引起大家的怀疑，就用铁凿撬开铁箱。铁箱一开，人们惊叹不已，原来里面装有73个木制小抽屉，11个布制小盒，嵌装有1219片甲骨。高兢生等人分析，远东炼油厂是海上码头，此箱应是日本人战败欲运走而未及运走者。胶东行政公署各救会会长张修己得知后打电话叮嘱：“务必妥善保管，待机运往胶东。”由于当时大连由苏军管理，环境特殊，解放区干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将这箱甲骨运到山东栖霞保存。那个神秘的日本人在甲骨被发现后，失去踪影。
1951年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时，把所藏甲骨交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包括这批甲骨。后来省文管会与省博合并，这批甲骨成了省博的珍贵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胡厚宣鉴定这批甲骨时，发现正是抗战时期不知去向的著名金石学者罗振玉所藏甲骨。甲骨经什么人之手，又是什么人将它们藏在日本人工厂的大铁箱里，现在已很难弄清楚。但据日南满铁路档案，日军侵华期间，曾秘密将掠夺的中国文物从东北盗运回国。这批珍贵的甲骨，应是日本人没来得及盗走的遗留。
刘敬亭介绍，这批罗振玉的旧藏甲骨中，有四片是特级品和精品。分别是一片“鬼方”(即匈奴，《易经》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据说“鬼方”甲骨全国仅有三片，其中两片在台湾；另一片刻有带“金”字旁的“马”字，“金”在甲骨中十分罕见，此系《甲骨文合集》中的唯一；还有一片正反面均有刻字，内有三个字呈“龟”型，在甲骨文资料中也是罕见的；再有一片的正面刻一“虹”字，此字边上的两道弧当是龙身，下端是龙头，作二龙吸水状，古人认为龙出吸水即天晴，故为“虹”字。
8080片明义士旧藏，历经风险“二次出土”
提到山东博物馆馆藏甲骨，有个外国人必须提及，他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明义士1885年2月23日生于加拿大，原名叫孟席斯·詹姆斯·梅隆。
1910年，明义士接受加拿大教会授予的牧师职务，来到中国传教。他在河南武安、彰德等地调查收集文物，后得知殷墟一带出土甲骨，便大量收购。据传搜集到五万余片，成为收藏甲骨最多的外国人。1933年，明义士到齐鲁大学教书，他从历年藏品中选出一部分，由安阳运抵济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离开齐鲁大学并带走许多珍贵文物。来不及带走的文物装箱封存在齐鲁大学。
这批封存于齐鲁大学的文物此后历经风险。1942年，日军占领齐鲁大学，明义士的朋友们将藏品分别存放，其中一箱甲骨藏在学校金库里，其他埋于校园各处。同时绘制两张方位图，正本转交明义士，另一份由外籍传教士安德鲁保存。从后来的书信中可知，藏品被至少存放于五个地方。与被日军盗掘的历史文物和图书相比，这批文物得以免遭日军劫掠，实为万幸。1952年，将要离开中国的原齐鲁大学英籍校长林仰山向学校交出这份绘制于1942年、标有明义士甲骨埋藏位置的“藏宝图”副本。按照图中指示，发现文物140箱、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有文字的3668片)。至此，明义士收藏的甲骨经过二次出土，重见天日。这批甲骨虽大多都是小片、碎片和无字甲骨，价值比不了罗振玉旧藏，但能重见天日，也实属万幸。
山东人王懿荣———“甲骨文之父”
刘敬亭说，山东和甲骨文渊源深刻，所以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重要甲骨能成为“十大镇馆之宝”，也是对“甲骨文之父”、山东老乡王懿荣的告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是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它的发现过程十分偶然又富于戏剧色彩，和山东人王懿荣关系密切。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年—1900年)得了疟疾，派人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刻划着符号。对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他派人到达仁堂，用高价把药店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搜购，共收集1500多片。他研究分析后认为，这并非“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确认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这一发现引起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没来得及深入研究和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出逃，王懿荣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后人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王懿荣纪念馆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福山区建成，以纪念他的功绩。王懿荣殉难后，他所藏甲骨大部转归好友刘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
甲骨文被发现后，古董商人为垄断财源，对于甲骨来源秘而不宣。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他派亲属去求购，又亲往安阳考察。先后搜集到近两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自费7万元出版《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
对于甲骨文研究来说，材料收集非常重要，罗振玉曾谓：“材料之搜集，尤重于研究。”郭沫若亦云：“秘而不宣，与藏之地下何异。又如研究考证，尚欲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则所见材料必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省博保管部部长的刘敬亭开始对1970片精华甲骨进行墨拓。刘敬亭说：“以前墨拓时，总要请一位老先生帮忙。后来我主动拜师，终于学会墨拓甲骨。虽然很多人都会这个手艺，但要拓好甲骨需要十足耐心，好的棉纸、好墨、认真细致的态度，一样都不能少。经过两年时间，我终于将馆藏甲骨文字之精华共1970片墨拓出来，并请刘长忠先生把甲骨上的释文用小楷写在拓片边上，以方便学者研究。由于我只是小学文化，对甲骨文的释文解读费尽周折，各种艰难，只有自己知道。”
墨拓虽然完成，拓片的出版却因经费而搁浅。刘敬亭说，“我担心自己的拓片会如郭沫若所言‘秘而不宣’，内心非常痛苦。幸亏我的两个女儿，知道我的心愿后凑齐7万块钱，让我自费出版了这本《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1998年这本书面世，作家蒋维崧题写了书名，胡厚宣为之作序。国内不少甲骨文学者对该书都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的墨拓功夫是‘全国一流’。能为甲骨文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这个在文物战线上工作了60多年的‘老兵’就没有遗憾了。”(钱欢青钟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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