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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niel Gilbert）“伦敦防活埋协会”成立于1896年，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把人“过早埋葬”，也就是活埋。
19世纪，人们还没有办法把“看起来死了但还有一丝生气的人”和“死人”精确地区分开来。活埋在那时确实是有可能发生，不过几率很小。实际上，病人被被活埋的几率无论是在1896年还是在今天，几乎都接近于零。然而，严肃而高尚的英国人为此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撰写了严肃的社论，并且推进了立法来确保“没有人再遭受活埋的酷刑”。其结果就是一系列繁琐又昂贵的礼节仪式，包括在下葬前让尸体穿戴齐整、光鲜照人地在棺材里躺很久。直到今天，人们都还恪守这套葬礼程序。只是在葬礼上坐起来说自己被误诊了的遗体基本上没怎么有过。
小概率的活埋事件我们严阵以待，生怕出错。但对那些频频见报的重大事故，我们却像对待小概率事件一样，事先失于防范，出事了再来声张。飞机失事了、油轮泄漏了、海啸导致核电站爆炸了，我们会立刻质询事故原因，责问当事人，筹款赈灾、立法防范。乍一看，这样的程序再合理不过了——毕竟大家都不希望灾难发生。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真相：选择就意味着放弃问题出在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放弃做另一件该做的事。不过，研究发现，做决定时人们总是想着要得到的东西，而不太注意主动放弃的东西。在犹豫着要不要买某样东西时，如果问自己“是买还是不买”，很多人都会选择买；而如果是问自己“是买这个还是把钱留着买别的东西”，那么选择不买的人就增多了。尽管“不买”和“把钱留着买别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后面这种说法会让你注意到：买了这个东西就不能买别的东西了，这个事实常常被我们忽略。
回到上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一切能做的事情以避免全球变暖吗？应该加大监控、严防恐怖主义挟持飞机吗？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食物被大肠杆菌污染吗？乍看答案显而易见——当然应该呀。可是，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起考虑，烦心事就来了：是应该优先保证食品安全还是保证飞机的安全呢？是防止全球变暖更重要还是让穷苦人民都吃上饭更重要呢？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会引起公众激烈的辩论。预防灾害看起来都有崇高的理由，但这其实涉及了非常实际的选择。
17世纪，帕斯卡和费马提出了博彩游戏的最优策略，这种策略亦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在预防灾害时做出选择：先看灾难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再看灾难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然后，两相其害取其轻。如果有两个灾难，一个是会导致3000人无家可归，一个是会夺去30万人的性命，我们资源有限，只能救一个，那么如何选择，答案显而易见。
可惜，情况并不总这么简单。
困境：人类的非理性思维
进化的局限： 失灵的危机辨识系统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费马和帕斯卡这两个数学天才要花费这么多精力去研究一个看起来结论很明显的决策模型呢？答案就是——人们通常都不会按常理出牌。
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去预防感冒，却不愿改变饮食习惯预防糖尿病。我们怕死，虽然都免不了一死，但我们还是怕。不过，病死、老死我们不怎么怕，我们怕的是被恐怖分子劫杀、被外星人劫持、地球末日。
一些经典的道德两难问题也显示了人类的非理性思维。在救出5个人中的5个人和救出10个人中的6个人之中，二选一，必须选一个，你怎么选？大多数人会选一。因为选一能拯救100%的人，而选二只能救出60%的人（尽管选二获救人数的绝对值更大）。
为了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必须把一辆电车推向一个无辜的人，这我们还下得了手；可为了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必须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向一辆电车，我们很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虽然这两种行为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的大脑生来就是为了在非洲大草原上寻找食物，不是为了要评估核泄露的可能，也不是为了衡量过度捕鱼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在每个人的脑中都安装了一套“危机监测系统”，这一系统是基于我们祖先所面临的威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生来就对原始的威胁最为敏感，比如一条游动的蛇、一群挥舞着大棒的敌人，还有抢走你爱侣的情敌等等。但是，这套原始系统对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威胁却完全没有反应。
进化的自缚： 人性与道德的背面社会性是人摆脱不了的属性。我们的大脑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分析别人的一举一动，揣摩他人所想所知、所需所欲。人都是分析（自己以外的）人的专家，因而对人造成的威胁特别敏感。在模拟经济博弈的实验中，人们会拒绝过低的还价，如果还价的对方是人而不是机器，这种拒绝的态度会更强烈。
伤害本身固然让人痛苦，但人为的伤害会尤其让人无法释怀。因此，与预防传染病相比，人们会花更多时间在防止人肉炸弹上，尽管前者可能会导致40万人失去性命，而后者造成的伤亡与之相比不值一提。
我们会终日为孩子被绑架担心不已，而忽略儿童肥胖症的危害——尽管绑架案并不是经常发生，而肥胖引起的并发症却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恐怖分子和绑架犯是人，而病毒和炸薯条是无生命的物体，物体造成的威胁永远比不上人。
我们尤其不能容忍尊严、荣誉和价值观被人伤害。道德准则在人类社会的运作和发展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它将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信任以及劳动分工的基础，让成员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也不做坏事。正因为这些准则如此重要，我们对违背道德准则的人和事也显露出极大的兴趣（想想丑闻发生时报纸大卖的情景吧）。
不幸的是，当人口数量膨胀到70亿之众，名族尊严并不是悬头等大事。执着于道德情感问题并没有错。但之前说过，资源是有限的，把精力投入到解决一个问题中总是意味着放弃解决另一问题。对道德情感本能的过度关注会让我们无暇顾及更严重的问题。
进化的双刃剑： 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对道德的“痴迷”还会大大影响我们解决紧急问题的步伐。举一个例子：许多国家都明文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于是，有钱缺肾的人慢慢病死，而有肾缺钱的人就得活活饿死。理性经济模型指出，对毒品征税会大大降低毒品滥用率以及涉毒犯罪的发生率，但许多人都不能接受，因为对毒品征税就意味着对“不道德行为”的默许和容忍，尽管这种容忍实际上可以减少这种行为。
同样，卖淫合法化、允许买卖对减排积分、付钱给孩子让他们上学等决策，且不管其成效如何，人们只是以道德准绳加以批判，——哪怕这些政策最终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还是无法接受。很明显，人们宁可受苦受难，也不愿思想站错了队。
人的社会性是人类最大的优点，但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人类毁灭的原因。在我们眼中，世界分为两部分：朋友与敌人、英雄与恶棍、同盟与叛徒、高尚与卑鄙、荣耀与谴责，我们总会被小事所表露出的戏剧性所吸引，对后果惨重的危机视而不见。我们可以牺牲自己去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但却不愿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随手关灯。
理性决策：思路与挑战
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社会不接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一种方法是用恰当的表述方式描述问题。实践证明，与道德相关的表述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力。德州的高速公路曾经堆满垃圾，久整不治，直到1986年州政府打出一条口号：“别给德州人添乱！”这把每个德州人的利害都牵涉了进来，丢垃圾的问题大幅改观。
再来是酒店的毛巾问题。客人住酒店用毛巾基本都是用完一次就换新的，为了避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清洗几乎没怎么用过的毛巾，酒店会在房间里挂上标语，鼓励客人循环使用毛巾。2008年的一次调查发现，两条标语“保护环境，请循环使用毛巾”和“在本房间住过的75%的客人都参与了我们的节能环保项目，循环使用毛巾”，第二条把毛巾的循环使用率提高了33%。因为，第二条标语暗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让酒店清洗没怎么用过的毛巾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不环保），而且大多数人（75%）都这样做。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出了许多方法和诀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重要的问题上来。我们并不缺少解决方案，缺的只是付诸行动的意愿。
另一种方法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人有理性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学会权衡利弊并不难。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哪怕是短短5分钟的简单培训都显著改善人的决策。我们教高中生乔叟的作品、立体几何题，但却不教他们如何理性地分析关乎人类存亡的命题。
在决策分析以及优化方面，心理学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可是，研究成果虽得了诺贝尔奖，成了畅销书，做进了游戏，投资机构还是没有对优化决策给予重视。人类的命运与我们的决定息息相关，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让一切变得更好。
错误的诊断把人活埋，错误的决策把社会给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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