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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8月23日傍晚，暑气渐渐退去。一个普通住宅小区里，一名坐在轮椅上的银发老者精神矍铄。对他，小区的居民并不陌生。但是，大部分居民并不知道，这位老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潜艇核动力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的一个红色家庭里，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母亲蔡素屏则是当地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加之陪伴他一辈子的核动力专业，彭士禄的人生显得与众不同。
“彭大胆”和“彭拍板”
熟悉彭士禄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绰号——“彭大胆”和“彭拍板”。
1958年，彭士禄结束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学习生涯，踏上回国之路。从此，他的一生便与中国核动力事业分不开了。
我国建造核潜艇的过程几乎从零开始。彭士禄说：“当时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研究人员常常为一些工程问题陷入激烈争论。因为时间太紧张，争论不休的问题总是由彭士禄来拍板、签字。
于是，“彭大胆”、“彭拍板”的外号渐渐被人叫响。但“彭大胆”并非有勇无谋，他故作神秘地说：“其实，当‘彭大胆’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则是他大胆作决定的依据。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与彭士禄共事多年，他说：“‘用数据说话’是他的名言，后来也成了我的原则。”
时间倒回到1970年8月30日，在核潜艇研制项目中，这是极为重要的一天。一个多月前，实验用的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而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随着问题日渐增多，反对提升功率的声音也频频出现。
这天，彭士禄决定进行一次主机满功率实验。但是，负责基础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却并不知道老彭的计划。
实验现场被相关机构的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下午6点钟左右，黄士鉴发现，竟然是满功率！黄士鉴以为自己算错了，并没有吭声。
随后，手摇计算机算出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结果，黄士鉴确定，主机满功率运转！这时，他才向彭士禄报告了计算结果。
后来，彭士禄问黄士鉴：“为什么刚才算了三次？”他诚实地回答：“彭总，我怕算错了。”彭士禄投以赞赏的眼光，只应了一个字：“好。”
这一段经历给黄士鉴留下最深刻回忆的可能并不是令人兴奋的“满功率”，而是彭士禄对他坚持“用数据说话”的肯定。
“三个夫人”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事业的拓荒者”，彭士禄在我国核事业上成就不凡，林林总总的名头也加在了他的头上。
彭士禄总会被问及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潜艇核动力之父’、‘核电事业拓荒者’的荣誉？”彭士禄总会谦虚地说：“我只是一颗螺丝钉，对国家没什么贡献。”然后，他话锋一转，边笑边说：“我贡献最大的就是买烟酒茶交的税！”
时至今日，坐在轮椅上的彭士禄仍然每天在护工陪护下去买啤酒。“他经常用20块钱买一瓶啤酒，告诉服务员不用找钱。”说到这里，彭士禄的邻居、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笑了：“彭总待人谦和，完全没有架子。”
生性开朗的彭士禄爱交朋友。“朋友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他说，“烟酒茶能帮助我交朋友。”
老同事黄士鉴回忆，有一次，彭士禄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看望老同事，席间酒是必不可少。他还特别嘱咐时任单位负责人的黄士鉴，一定要把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行政人员也叫来。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所以对老百姓有很深的感情。”彭士禄说。
关于烟酒茶，朋友间流传着彭士禄有“三个夫人”的趣事。一天早晨，彭士禄在床上发愣，说：“我在想我的第一夫人。”彭夫人说：“我吗？”彭士禄马上说：“不，我的第一夫人是核动力。”夫人说：“好，这个我让。第二夫人该是我了吧？”彭士禄打趣地说：“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你。”
提起“第三夫人”，彭士禄幸福地说：“我们感情非常好，家庭非常和谐。”
1953年，作为喀山化工机械学院学生会干部的彭士禄接待了一批新近到达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就在这时，彭士禄与比他小9岁的马淑英相识，他亲切地称呼她为“玛莎”。1958年6月回国后，彭士禄便与马淑英喜结连理。
半个多世纪后，耄耋之年的彭士禄回忆起与夫人相识的情景，嘴角仍然漾起微笑。“我没有送过她什么礼物，但我一直把她当我的小妹妹。”他深情地说：“我要感谢玛莎对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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