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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为了避免故宫文物沦入敌手,故宫博物院奉命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南京。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再度踏上了迁徙之路。

  本文摘自《民国的背影:那些人 那些事》,王凯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8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为了避免故宫文物沦入敌手,故宫博物院奉命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南京。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再度踏上了迁徙之路。国宝迁徙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后进行,其中南路是最重要的一路,这批曾在1935年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80余箱国宝精品由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桂林、柳州一路西行进入贵州境内,在贵阳和安顺一带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时光。

  从南京到贵阳

  1937年元月,故宫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成立分院,但随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政府准备迁往长江上游重庆,并下令将南迁的故宫文物再次迁移,故宫决定将这批精品文物西迁长沙。据《故宫四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书籍记载,此路由庄严、曾湛瑶、那志良等人负责押运。

  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装箱的工作。装箱是古籍文物搬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众所周知,古籍文献好装,而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却易碎易变形,装箱就需要特别谨慎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向北京琉璃厂的老古玩商学习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总结出了“稳、准、隔、紧”的四字真言。对于前两个字,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解释说:“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对于后两个字,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后来,数十万件国宝四处迁徙历时10 余年行程数万里,但受损者几乎没有。

  1937年8月14日,首批80余箱西迁文物装上招商局“建国轮”,由南京水路运往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准备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储藏文物,好让这些宝物定居长沙,可未等计划实施,日军就已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政府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国宝迁走时间不长,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日机炸平了,所幸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那志良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真是英明之见,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1938年1月,故宫国宝转移入黔。这条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当年湘西一带时有土匪出没,为保证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将其运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转道桂林、柳州至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最后经黔桂公路的独山、都匀、贵定运抵贵阳,暂存于六广门蒋介石行营之所。这批辗转运抵贵阳的文物,在此存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部海外出版的故宫文物专著清楚地记录着文物的存放地点:“储藏在贵阳六库(广)门一处花园的平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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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故宫国宝“西游记” 1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为了避免故宫文物沦入敌手,故宫博物院奉命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南京。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