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洋兰”这个名字，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恐怕都是洋酒、洋烟、洋奶粉之类的舶来品。实际上，洋兰的“洋”字并非标明其产地的标签，而只是代表此类兰花更符合西方观众的口味。

　　殊不知，此类兰花中的很多品种的根都在中国。与只包含兰属（Cymbidium）这一个小家庭的国兰集合不同，洋兰涵盖的种类要丰富得多，目前比较流行的蝴蝶兰（Phalaenopsis spp.）、石斛（Dendrobium spp.）、卡特兰（Cattleya spp.）都是不同属的植物。也正是因为东西方审美的差异，这些颜色艳丽却少有香气的种类，只能看着春兰（Cymbidium goeringii）、建兰（C. ensifolium）、蕙兰（C. faberi）这些传统的“国兰”登堂入室，自己却只能散居于山林岩壁之间。

　　当年，我刚开始做兰科植物的研究时，从导师罗毅波先生领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观察一种洋兰——硬叶兜兰（Paphiopedilum micranthum）。那时，我也在纳闷为何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生长的兰花被冠以“洋”字头的名号。在随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在云南、贵州、广西的山里碰见了越来越多的洋兰，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感受它们在中国艳而不“红”的生命故事。

　　如今，蝴蝶兰俨然成为国内市场上兰花的标准形象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春兰、建兰、墨兰，但是只要看到一张蝴蝶兰的照片，通常会立马认出来。

　　花如其名，朵朵绽放的蝴蝶花就像飞舞的精灵。野生蝴蝶兰的种类并不丰富，按照最新的分类标准，全球总共只有63个野生种[1]，并且都集中在南北纬23°之间的亚洲和澳洲的北部区域。并且，野生的种类基本上都是不起眼的小花。2003年时，我们曾在云南麻栗坡寻找华西蝴蝶兰（Phalaenopsis wilsonii），那就是相当低调的种类：一棵棵安安静静地趴在树干上，绽开的粉色花朵的直径不过3厘米，有的甚至就生长在山路旁的树枝上，像很多野生兰科植物一样丝毫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很难想象它们与商品化的蝴蝶兰有着亲缘关系。

　　【华西蝴蝶兰（Phalaenopsis wilsonii）。上图为花和花蕾的特写，下图示植株和生长习性：它有依附在树枝表面的长长的根。】

　　就这样，蝴蝶兰默默地绽放了了很多年。转机发生在1750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印尼安纹岛发现并描述了第一种蝴蝶兰，这种花瓣与蝴蝶极为相像的花卉受到了西方园艺爱好者的赏识。正是从那是起，蝴蝶兰的小花从静待枝头真的飞了起来。它们被请进欧州的各大温室，成为高级观赏花卉。

　　在随后的100年间，栽培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用种子繁殖蝴蝶兰的技术首先获得成功（与其他植物不同，由于种子过于简单弱小，通过种子繁殖对兰科植物来说是件艰难的事情），再是杂交种类不断推出，蝴蝶兰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栽培花卉。而更大的飞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无菌播种和组织培养技术的成功，使得蝴蝶兰走出稀有花卉的专属温室，真正作为一种花卉产品进入寻常人家。

　　有限的蝴蝶兰种类，在园艺工作者的手中幻化成花朵硕大，颜色纯净或绚丽的商品花卉。蝴蝶兰有个优点，就是善于“学习”，不同种的颜色花型都可以通过杂交互相交流。这样就使得蝴蝶兰的颜色越来越丰富，花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目前蝴蝶兰属仅登记在册的蝴蝶兰品种已经在2万种左右。就在世界蝴蝶兰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国的野生蝴蝶兰还在山上享受着自由的阳光。

　　直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世界花卉需求量大增，我们才有了与蝴蝶兰更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国台湾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这里有两种特有的蝴蝶兰——小兰屿蝴蝶兰（Phalaenopsis equestris，也被称为桃红蝴蝶兰）和蝴蝶兰（P. aphrodite）。虽然原生种类有限，但是台湾非常适合蝴蝶兰的生长，2000年时的年产量就已经超过2000万株，随着品种选育手段日渐成熟，台湾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世界蝴蝶兰生产中心之一。在供给西方市场的同时，台湾产的蝴蝶兰也开始推进了内地市场，就这样绕了个大圈之后，我们才通过宝岛了解到了蝴蝶兰的美丽。

　　【原产台湾和菲律宾的小兰屿蝴蝶兰（Phalaenopsis equestris）。台湾目前是世界商品蝴蝶兰的重要生产中心之一。】

　　即便是没有半点植物学知识的人，看到兜兰花，也会被它的奇特和美丽所吸引。跟蝴蝶兰属的小家族形式类似，全世界的兜兰也只有70种左右。不过，这些家伙个个都有独特的相貌，它们的共同的特征——一个小兜子一样的特化的花瓣（唇瓣），既是引诱昆虫的招牌，又是强迫它们传粉的陷阱。兰科植物的智慧在兜兰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麻栗坡兜兰（Paphiopedilum malipoense），花朵的唇瓣变成了标志性的“兜”，像不像窝窝拖鞋？正因为如此，兜兰属与杓兰属（Cypripedium）等具有这种特征的兰花们被称作lady’s slipper orchids，女士的拖鞋兰。（摄影：史军）】

　　不过，这个聪明劲很晚才被人所了解。19世纪初，第一种兜兰——秀丽兜兰（Paphiopedilum venustum）被正式描述，大约10年后，原产于中国的香港的紫纹兜兰（P. purpuratum）发表。其时，更多的中国兜兰属植物还藏在西南地区深山密林。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陆续被公诸于世——1940年，长瓣兜兰（P. dianthum）和小叶兜兰（P. barbigerum）发表；1951年硬叶兜兰发表；1992年，杏黄兜兰（P. armeniacum）发表。而在这段时林，西方已经从东南亚地区收集了大量的兜兰种类，并且培育出了很多兜兰杂交品种，成为温室中的明星植物。

　　可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兜兰才迎来了登上花卉舞台的时刻，硬叶兜兰与杏黄兜兰一经亮相，就被热捧，当第一个活体植株亮相香港拍卖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被她的美丽征服了，每苗的成交价都达数千美元。兜兰之美是难以言表的，有次因为实验的需要从植物园借出一盆小叶兜兰，引得一帮师兄弟啧啧称奇，赞叹其美丽，这在一群以花草为业的人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然有着折服大众的美丽，但是在现今在人工种植条件下，还不能实现兜兰的大规模生产，不光是开花不开花，就是种活植株都是个技术活。可能有人说，“兜兰太娇贵”。可是在野外没人打扰条件下，兜兰也能疯长。在广西北部，带叶兜兰（P. hirsutissimum）的植株秘密麻麻，就像是块韭菜田。在贵州南部，小叶兜兰会长满一面山坡。就算是被称为“玉女兰”的硬叶兜兰，也会在云南的麻栗坡的山坡上大规模“集会”，贵州南部的喀斯特山岩上还挂着小叶兜兰组成的“花朵瀑布”。

　　屋里和屋外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全是因为兜兰要求的生活环境有些特殊。光是对温度高低变化的要求，就让人抓狂。前期生长时，需要较高的温度，花葶才能快速生长，开花时又要低温，否则花朵会迅速萎蔫。对于水分的要求更是过分，要经常有雨水冲过，还能尽快把水排干，否则就会烂根，如果湿度不够花朵就不能充分伸展，连虫子都不喜欢。当年在麻栗坡观察麻栗坡兜兰时，我真切地体会了这些家伙所需要的湿润：这里晚上把用洗衣机甩干的衣服挂在屋檐下，第二天早上起来衣服就又开始滴水了。在我看来，兜兰算得上是最难伺候的花卉之一。尽管欧洲的杂交种已经问世，但是一直都得不到普及，只能生活在温室里。

　　【去年果壳办公室领养的不明身世的硬叶兜兰（Paphiopedilum micranthum），现在自然控的编辑们仍在辛勤地照顾它……（相关事件请看这个帖子，摄影：老猫）】

　　在无法大规模栽培的情况下，野生种类就成了交易的主要来源，虽然兜兰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中的保护物种。我曾经在云贵地区的很多花市上碰到卖硬叶兜兰的小贩。筐子里的兜兰或三或五地扎成一把，一律售价5元。小贩们还保证棵棵都开花。这话不假，因为每株上面都顶着花骨朵，说明这些“商品兜兰”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很可惜，离开了特别的家园，美丽的花朵都变成了浮云。即便有能成功打开的花蕾，也只能顶起拇指大小的花朵了。而购买者无非就图个新鲜，开不了花就丢弃了，5元钱也不可惜。如此美丽的花朵最终却要在垃圾桶香消玉殒，不禁让人扼腕。

　　这些适应了变幻环境的精灵，更喜欢山野风雨的吹打，在我们没有想到让它们在居室绽放的方法之前，还是不要去打扰它们为好。

　　如果说兜兰是高雅的芭蕾舞者，那石斛兰就是桑巴舞的狂热分子。

　　石斛是我在野外见过的色彩最艳丽的兰科植物，石斛属（Dendrobium）的1000多个种类，几乎个个都色彩斑斓。虽然它们没有浓郁的香气，但它们却从不低调。为了吸引昆虫帮它们传播花粉，在林子里，那些或紫，或黄，或红的花朵颜色异常醒目。为了将这些广告牌的招揽效应发挥到极致，它们往往附生在空间比较通透的大树主干和枝杈上，不经意间，石斛在雨林中营造出炫丽的空中花园奇观。

　　【一些餐厅会在菜肴的盘边摆放上这类桃红与雪白交织的小花，它们是人工培育出来的石斛切花品种。（摄影：史军）】

　　很多颜色靓丽的种类拿来直接培养就可以成为商品，如此美丽的花朵自然不会被西方的园艺师们放过。通过不断杂交改良，培育出花朵已经成为成熟的商业鲜切花品种。如今，我们经常可以在花篮之上，或者高档餐厅的菜肴之旁，看到美丽的杂交石斛。从西方引入的杂交品种，占据了花卉石斛的市场，自然也就得了个“洋兰”的名头。

　　其实，我国的石斛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只是请它们去的地方不是花园苗圃，而是药铺（这些平常只有光光的茎秆，花朵又不香的植物自然是引不起中国园丁的注意）。以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为代表的药用石斛在我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有对石斛药用的记载。近年来，有研究表明石斛多糖有利于调动免疫系统，有些石斛的提取物对于抑制肿瘤生长，提高胃肠道功能有一定的贡献。不过，没有一项研究能表明石斛就是灵丹妙药，石斛的药用价值究竟有多大仍有待研究。

　　与此同时，在广告宣传声音不断放大的情况下，药用石斛的需求量不断攀升，从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70吨，上升到80年代的600吨，再到目前的年均1000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刷新。石斛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每克的售价可达10元以上，堪称植物黄金了。

　　随着需求的增长，野外的石斛，不光是铁皮石斛、束花石斛（D. chrysanthum）等传统药用的种类，就连一些与药用不相干的石斛种类也通通被采挖。由于自然条件下石斛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即便是生长最快的种类，它的茎每年也只能长长若干厘米。如今，在野外已经很难找到1米以上鳞茎的石斛了。相比之下，很多地方老乡介绍，就在10年前，个头超过人的石斛都不是什么稀罕物。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种植已经是大势所趋，花卉石斛的经验可以作为良好的基础，也算是件“洋为中用”的幸事吧。

　　可以说东西方审美的差异，造成了“国兰”和“洋兰”之别。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差异正慢慢被抹平，再加上转基因等育种技术的不断精进，这二者之间的藩篱终有一天会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