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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英格拉姆（Paul Ingram）是华盛顿州瑟斯顿郡（Thurston Country）的地区共和党主席，同时也是地方治安部门的首席市民代表，颇有声望。英格拉姆一家都是当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活水”（Living Water）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早期，保罗的两个女儿艾瑞卡（Ericka）和朱莉（Julie）开始参加教会的年度退修会（Church Retreat，即教会成员到偏远地区静修）。
在教会中，她们阅读过一些有关撒旦祭祀仪式的文献，并且一些“性逾矩专家”曾多次对她们进行过催眠。1988年，艾瑞卡在一次退修会后声称她恢复了长期受到压抑的记忆，控诉其父对她们进行过性侵犯、乱伦甚至鸡奸。
保罗当然不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指控，不过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保罗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中，灯光从不关闭，而审问他的也都是自己曾经的同事……这时，监狱牧师约翰 布拉顿（John Bratun）和几名精神分析师开始引导保罗，让他通过祈祷挖掘出“内心的恶魔”。
在超过了5个月的审讯后后，保罗开始承认他曾经虐待孩子，包括曾强奸他自己的女儿们。不过他所提供的“犯案”细节与艾瑞卡所声称的并不相符。而这时艾瑞卡又抛出了更可怕指控：保罗曾经参与“拜撒旦教”的祭祀，并在祭祀中谋杀了25个婴儿，其中还包括艾瑞卡的孩子。
尽管保罗承认了所有的罪名，然而医疗检查显示，他的一个女儿描述了她身上因受折磨和被迫流产而带来的可怕的伤疤并不存在。而在英格拉姆家后院也并没有找到那所谓的“25个弃婴”。
对英格拉姆的调查耗费了巨额的资金，直到一位知名的记忆研究者，现已退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理查德 奥夫世易博士（Richard Ofshe) 介入调查。他对保罗做了一个控制实验，他仅仅向英格拉姆暗示他曾强迫他的儿子和女儿乱伦，并且不时用暗示的方法告诉他，他不记得是因为他的记忆被压抑了，他需要解开这种压抑的记忆，让这种记忆重新恢复过来。很快，奥夫世易就引出了这样的一个细节丰富的“记忆”，而艾瑞卡却并没有类似的“经历”。奥夫世易博士认为，植入记忆并不需要压力和恐吓，只要有暗示和引导就足够了。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保罗的清白，这些所谓的罪行都是虚构出来的记忆，保罗也在2003年终被释放。
记忆为何会被扭曲？记忆植入并不是天方夜谭，英格拉姆案中，植入的记忆甚至可以大到孩子指控其父莫须有的罪名，让一个无辜的人相信自己做出了令人发指的种种恶行甚至承认了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
其实记忆并不牢固可信，它令人惊奇地容易受骗，记忆在人脑内的储存模式并不像我们的电脑硬盘一般，能像D盘、E盘、F盘等区分开来而独立存在的。人类的记忆是富有弹性和重叠性的，犹如一块没有边的黑板加上一盒用不完的粉笔与板擦，始终处于游离状态。人们在记东西时，客观事实和主观判断会互相作用，形成记忆。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回忆，而不是真正发生了什么。”人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并不像录像机一样把真实存在的刻录进脑内，而是代入了自己的主观意识。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 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也指出了语言暗示和催眠对记忆的影响。（具体实验请看 记忆不靠谱，当心被种植！ ）
简单不当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中，其目的和价值在于它能够挖掘出深藏在潜意识中的各种关系，尤其是童年的精神创伤和痛苦经历，使之被召回到意识中来。因此很多精神分析师都认为，造成病人有人格缺陷、心理问题、人际交往障碍，都要归源于他们的童年所遭受到的创伤。
有些精神分析师相信这种过分简化、从而失真的精神分析理论，把很多心理症状归结为童年性虐待和乱伦的结果。他们认为必须要让患者重新再经历一次童年的创伤，重新再面对过去，才能真正解决患者目前所面临的人生挫折与矛盾等问题。在这种固执而激进的观点之下，一些精神分析师会用带有强烈暗示性的方法来诱导来访者“回忆”起过去的所谓“创伤”，甚至摧毁来访者的独立意识，使其产生了严重的病态依赖。
而这就是为何无辜的父母会被孩子指控“性虐”之罪的根源所在。
你会被诱导错误记忆吗？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 奈瑟尔（Ulric Neisser）认为：“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记忆被压抑的情况。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即使人们对记忆主体绝对自信，但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精神分析师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会十分困难。”
但是，为什么保罗的女儿能够固执的相信自己捏造出来的记忆呢？什么样的人群会被诱导错误记忆呢？在这些记忆被篡改的人身上，有同样的共通点：
心理脆弱、敏感、自卑容易被影响、教唆、催眠毫无主见、对自己的处境无掌控力自我调节能力差、情商较低亲子关系较差、与他人沟通有障碍对自身的挫折耿耿于怀、有报复倾向在这种“成年后的挫折失败都来源于童年阴影理论”的暗示下，患者就开始拼命挖掘过去的一些创伤，甚至扭曲或生造出一些被性侵、虐待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把自己如今糟糕的境遇的责任推卸在一些外界“事实”上，从而可以慰藉自己，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可怜的受害者之上。
然而这一观念一旦确认，患者的生活并没有变轻松，却是不断强化一些负面情绪，使得患者只会陷入更无可自拔的病态泥沼之中。
马丁 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这位开创了“习得性无助”理论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曾指出：“重新再经历一次童年的创伤不会对成年人的人格问题有任何帮助。”
真相的最大敌人通常不是蓄意的、造作的和不诚实的谎言，而是固执的、有说服力却又不现实的谣言。”——约翰F肯尼迪本文作者为 犯罪心理研究小站 站长
参考资料：| [1] | 《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y》，Elizabeth Fishman Loftus |
| [2] | 《The Demon-Haunted World》，Carl Sagan |
| [3] | 《记忆与个人叙事》，朱浩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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