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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人们既在为教育家办学摇旗呐喊,又在为教育家缺失捶胸顿足。在这一背景下,重温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10月18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20周年诞辰,本文仅作为对陶行知的一种纪念。——编者

陶行知(雕像)

  辛亥革命翌年,即1912年,孙中山即发表《民国教育家之任务》演说;5月,蔡元培在参议院阐述政见,“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教育家的自家园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疾呼:“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2010年,“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时下,人们既在为教育家办学摇旗呐喊,又在为教育家缺失捶胸顿足。尽管定义繁多,“教育家”概念却抽象得近乎干瘪,对“教育家办学”更是语焉不详。

  提及教育家,言必称陶行知。1946年8月11日,在社会各界人士汇聚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隆重公葬陶行知当日,延安民众在中央大礼堂高调追思,毛泽东敬献挽联:“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获此尊号者,唯独陶行知一人,亦众望所归。

  陶行知何以伟大?

  1927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告别安逸的教授生活,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在南京神策门外一个仅三五户茅棚的荒凉山庄,陶行知缔造晓庄师范。开学典礼上,他声情并茂道:“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于是,建校舍,做饭菜,养家畜,挑粪便,干农活,师生携手,长幼并肩。为自建的大礼堂,陶行知欣然题名“犁宫”,并手书对联一副:“和马牛羊鸡犬作朋友,对稻粱麦黍稷下功夫。”以“教学做合一”为校训,哼唱着“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晓庄人共同实现“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图与“为三亿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夙愿。

  1939年,国难当头,生灵涂炭。重庆西北80公里处合川草街镇凤凰村,在年久失修的古圣寺内,怀着“要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的雄心,陶行知为抗战烈士遗孤和保育机构难童创设育才学校。师生常常以稀粥解饥,以蚕豆下饭。有人劝他放弃办学,“何必背着石头过河”,陶行知答道:“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即以民主、大众、科学、创造为四大方针的生活教育。

  如此内忧外患之悲凉,如此饥贫交加之凄楚,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史奉献晓庄与育才这两个经典样本,自己亦成为一曲经典,万众景仰,至今犹如桃李园神灯,引领校长办学。

  今日社会,要么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口号式的悲情来自我激励,要么以“亿元打造一所小学”炫富式的癫狂来自我膨胀,回眸陶行知,重温其风骨,是对教育家办学最为感性的认知。于是,笔者去年不仅荣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全国教师征文大赛一等奖,还奉上专著《海上教育家》。在上海书展的签售仪式上,笔者呼唤“成为学校灵魂并赋予学校以灵魂的教育家”,秉承的显然是陶行知1924年抛下的经典论断——“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灵魂,既非宗教的虔诚,亦非政治的狂热,而是一种由精深的学识、崇高的风骨、博大的情怀、坚强的意志、超然的人格熔铸而成的感召力。要想解除对威权主义的恐惧与戒心,首推的应该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即超然的资质与魅力,登高一呼,万众归心。

  教育工作者可以视教育为信仰、为宗教、为生命,但只有赋予学校以灵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才无愧于“教育家”之称号;教育家可以不是一尊神祗、一座丰碑、一部传奇,但必定成为学校灵魂,就像陶行知在《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中说的,是“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社会的领袖”,进而真真切切地改造中国教育,改造中国乡村,改造中国社会。此乃教育家立身之本。

  当今的校长,要是脚踏实地丈量着教育大地,不为路边的名利所诱惑,不为脚下的陷阱所吞噬,不为头上亮丽光环而眩晕,把物欲轻轻地放下,把浮躁深深地埋葬,把灵魂高高地托起,成为教育家,不仅是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且指日可待。■上海师范大学 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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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把灵魂高高托起 1 时下,人们既在为教育家办学摇旗呐喊,又在为教育家缺失捶胸顿足。在这一背景下,重温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