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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礼为旨归
清代礼学十分发达，清儒的礼学考证工作，已臻于细密入微的地步。但学术总以百年为升降，以今天眼光来看，我们或许会对清代考证学者不厌其烦的文字争辩感到不解，甚至不屑，但若以当日学人解读当日之学术，则考证性文字背后实隐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然而，因为考据汉学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思想”无涉——章太炎、梁启超、钱穆、路宝千等均有类似观点，以至其思想性的一面多为人所忽略。余英时先生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曾提出，“清儒所向往的境界可以说是寓思于学，要以博实的经典考证来阐释原始儒家义理的确切涵义”，但由于“清儒所面对并关切的问题正是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统”，所以对“知识”的追寻使得“思想”的面相易为人所忽略。但“就清儒来说，如何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复原始儒学的真面貌，其事即构成一个最严肃的客观认知的问题。”汉学家擅长考据，但考据之目的在于恢复儒学真貌，部分学者尚有实践儒学的诉求，而非“为考证而考证”。只不过从方法论的层面，清儒从文字、声韵、训诂等入手，以考据之法来吐露其“思想”，而非如宋儒以口义等直接形式宣讲理念。而且，清儒考据经典古制，决非停留于知识的层面，也不是内化为心性、信仰即止，如学者张寿安所说，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故清儒考礼、议礼，有其经世思想的意味，且这种经世的意蕴不但体现在恤党周里、约乡正俗等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上，其考证本身实有一种相对虚指的“行礼”之诉求。之所以如此，就学术源流观之，清代汉学家多以东汉学人为重，小学尊许慎，经学尊郑玄，而东汉是礼学特别是古礼学集大成的时期。由于河间献王在搜集古书方面的贡献，以及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恢复古礼特别是天子礼这一西汉礼学相对缺失的环节，使得行古礼的诉求得到加强。如刘向在《五经通义》中说：“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可见他十分注重考察天子行礼之缘由与功能。清代汉学家以行古礼为指归，与学尊东汉正相符合。
诚然，清儒考证重在“闻道”，如戴震曾说：“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唯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其并未特别提出将古制、古礼施行于今的想法。但细察之即不难发现，清儒中复古礼、行古礼的思想传统其实始终存在，且此亦不失为“闻道”之途径。清初学者毛奇龄在自叙学礼历程时就提出“说礼者，行礼者也”的看法。其后，治礼经颇有心得的程瑶田更把行礼与“为仁”等同起来。圣贤制礼，为后人留下规矩，只有能行其礼，才可谓“为仁”。这就把行礼提高到儒者之立命这一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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