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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发起人崔祖瑛 程冠军摄

  编者按:10月18日是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陶行知,弘扬陶行知教育精神和思想,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记者专访了原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发起人崔祖瑛先生。

  记者:今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陶行知,甚至把陶行知读成陶行(hang)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迹。

  崔祖瑛:陶行知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免费入塾读书。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感受,曾经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陶行知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1917年学成归国。当时,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投入这场运动中,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深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1926年,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由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近年来陶行知研究成果 程冠军摄

  记者:我了解到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请您谈谈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

  崔祖瑛:陶行知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在教育领域中不断批判和创新。他在批判旧学校“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同时,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与传统学校完全不同的新型学校;他融汇中西先进文化精华,创造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从而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原则的核心,是它的本体论。一方面,教育与生活是一致的,教育对生活是从属的。陶行知说:“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教育就是社会的改造”,“教育就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他还说:“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我们想受什么样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生活决定教育,教育须随生活变化而变化,“与时代俱进”,“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对生活有能动性。教育要改造生活。教育对生活有制约、促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我们要拿好的生活来改造落后的生活,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教育是能够引起生活变化的“伟大的力量”。在陶行知看来,“生活即教育”,是“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场地论。一方面是指教育范围的扩大,“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把原来的“小众教育化为大众教育”,“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狱、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就是我们教育的场所”,社会的每一角落,每块地方,每一个生产生活的单位,统统都兼有学校的只能,社会是一个大学校。另一方面,指学校必须与社会沟通,与社会相联系,与社会打成一片。这样,“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根据陶行知的理解,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二是,“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严格之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组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教学做的中心是“做”,“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探寻出路”,还包括文艺等的精神生产。陶行知认为,对书要有正确的态度,“书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死读书是错误的,但在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下,书还是有地位的”。他还提出“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行动所产生的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整个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

  记者:陶行知是一个人民教育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不仅致力教育事业,而且以文化救亡,教育救国,殚精竭虑。陶行知先生1946年去世时,我们党的领导人对陶行知都有很高评价。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崔祖瑛: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讲过:“当‘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底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就很快转到乡村,又把乡村搞通了。”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后,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7月25日,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因过度刺激和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时,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说:“惊闻陶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董必武悼诗云:“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本应继续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学习他的品德。但此刻,陶行知却因推崇武训精神而受到了江青等人的批判。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陶行知的著作《陶行知全集》得以出版,陶行知研究得以正常开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弘扬。请您谈谈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陶行知精神和思想的高度重视情况。

  崔祖瑛:1951年,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江青等人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陶行知一贯推崇武训。他强调:“武训虽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武训被打倒了,陶行知自然也就不能提了。

  1981年10月18日,邓颖超在“纪念陶行知九十诞辰大会”上的开幕词指出:陶行知先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型。1984年底,中央批准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1985年,李鹏、胡乔木、张劲夫、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胡乔木在会上讲话,代表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

  1986年10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于上海召开的第一届理事(委员)会,隆重纪念陶行知九十五周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陶行知的一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陶行知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息息相通,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江泽民同志还亲笔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题词:“学习、研究、运用、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2007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谈到学风建设和改善学习方法时说:“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诗这样写到:‘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个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有每事问。’”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要树立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无畏精神”。温家宝总理在多种场合强调:“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还提倡要拓展“穷人教育学”,农村教育应该为受教育者改变家乡、改变农村、改变生活而设计,而不应该为“背井离乡”而设计,中国的乡村,应该立足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而不应该一味追求升学教育。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陶行知的伟大思想对加快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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