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心，1964年生于北京，研究领域为敦煌吐鲁番学、石刻学。曾就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金石类文物的研究鉴定工作十余年。后留学日本，于2003年获得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为文博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吐鲁番学研究院研究员。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文史》、《西域研究》等及日本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

　　敦煌学作为国际显学，在国际学术界一直被高度关注。然而，随着新研究资料的缺少，其研究热度也在逐年下降。但作为广义敦煌学概念下的吐鲁番学，却因新资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升温。

　　吐鲁番学最早是由西方探险家在我国新疆地区的盗掘开始的。

　　自十九世纪末，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分别数次到吐鲁番进行探险考察，并行盗掘之事。他们分别把盗掘来的各类文物带回本国研究出版，其中斯坦因带回英国的吐鲁番出土资料由马伯乐编辑整理，出版了《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此书在上世纪30年代整理完成，但直至1953年才在伦敦用法文出版，其内容根据出土地的不同，将文书分为十类，其中六类属于吐鲁番出土。此后陈国灿教授据此重新整理出版了《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带回德国的吐鲁番出土资料分别被整理编辑成《1902-1903年在亦都护及其邻近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1906年慕尼黑）、《普鲁士皇家第一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行程与收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1907年在库车、焉耆河吐鲁番的考古记》（1912年柏林）、《高昌——第一次普鲁士皇家考察队所得新疆吐鲁番古物图录》（1913年柏林）、《中亚古代晚期佛教文物》（1922-1933年柏林）等，此后东德曾陆续出版了《吐鲁番文集》，至少出版了第六、七集。俄国由于缺少相关的研究人员，其带回的吐鲁番出土文物长时间处于秘不示人的状态。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编写发表了部分藏品的目录，但所藏文书内容不得而知。二次大战后，苏联科学院邀请了我国学者郑振铎帮助对所藏文物进行整理编目，出版了两卷目录性质的书籍，但这也只不到其藏品的三分之一，而其多数又为敦煌文书。日本盗掘的吐鲁番文书，现在分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的龙谷大学等）、中国（大连旅顺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等地，并分别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1915年日本）、《新西域记》（1937年日本）、《西域文化研究》（1958-1963年日本）、《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年日本）、《大谷文书》（1-3卷，1984-2003年日本）、《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藏大谷光瑞氏搜集西域遗物写真集》（1930年韩国）、《中央亚细亚美术》（1986年韩国）、《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2007年中国）等。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虽然在清末和民国时代也有过搜集和发掘吐鲁番文物的事情，如王树枏的《新疆访古录》（1911年），罗振玉的《西域石刻录、后录》（1914年）和《高昌砖录》（1933年），黄文弼的《高昌砖集》（1931年）、《高昌陶集》（1934年）和《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等，但其中除了黄文弼为有组织的考古发掘外，其他均为乡人滥挖或散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