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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将笔记大致按时间先后分为四部分，即残页9本、大本25本、硬皮本38本、小本11本，为成书定下了主体框架。又认真编排了每册笔记本的次序，其中残页耗力最大，因为年代久远，纸张薄脆，又为散札，十分珍贵。”
人们如今能够看到的钱先生的著述，许多都与杨绛先生的努力密不可分，《围城》是在她的“不断的督促”下才“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槐聚诗存》也是因她“手写三册”而“幸免灰烬”，并协助“选定推敲”而成的；小说集《人·兽·鬼》的出版则全赖她“在兵火仓皇中录副”。
他们相知相契、相濡以沫63载，携手到白头，杨绛先生始终“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甚至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和精力，成就钱锺书的治学和创作，她曾说：“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钱先生身后仍不断有作品出版，更是源自杨绛先生的一番苦心。钱先生生前曾说，他的东西，非要经过他自己看过，才可以出版。他的读书笔记怎么办？这让杨先生犯难了：出版，钱先生没审过；亲手毁了它们，自己下不了这个手。想来想去，杨先生决定还是把它们当作资料原原本本地留下来。正如她在手稿集序言中所言：“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锺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因此，钱先生去世不久，杨绛先生便“在身心交瘁中”，独自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遗稿的工作，对他的全部手稿进行清理和编排，那是几麻袋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难以想象，一个耄耋老人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其“艰难辛苦，难以言表”。
编辑拿到的83本中文笔记原稿，早已经过杨绛先生精心整理，工整而有序。
“杨先生将笔记大致按时间先后分为四部分，即残页9本、大本25本、硬皮本38本、小本11本，为成书定下了主体框架。又认真编排了每册笔记本的次序，其中残页耗力最大，因为年代久远，纸张薄脆，又为散札，十分珍贵。”
钱先生习惯随手把笔记堆放在一起，很多散页放在了抽屉里、信封里、封套里，这一堆那一堆，虽然很乱，但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一拿就有。待到杨绛先生整理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此外，钱先生早年的许多笔记与日记混在一起,1952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听说学生要检查老先生日记，他就把日记剪掉，只留下笔记，这些笔记片段一沓一沓无序地存放着。
“杨先生把他们分出来，有的是头、有的是尾，她要找到它们的关系，一点一点地衔接起来。很多笔记的字很小，竖排的，而且有点草，要把这些拼对上，谈何容易！”陈洁说。
然而除了杨绛先生，又有谁能承担这个巨细靡遗的艰巨工作？
陈洁说：“杨先生把这些散页一页页贴在稿纸上，防止它丢失，又在稿纸背面写上页码。笔记本呢，她一页一页数，凡是有字迹的都计入，每一本笔记的首页上都标明了总页数。为了防止有事走开、忘掉数到第几页，她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每数一页就夹一张纸条，最后数这些纸条就知道有多少页了。为保险起见，她还每隔5页或10页贴一个小页码，以方便查找，所以这些工整有序的笔记到了我们的手里时，就很省力了。”
“有些老的笔记本年代久远，发黄了，要掉页了，为防止散落，杨先生用线订好。封面不全的，或加了衬纸，或在残存的书脊上写明第几册，有的还在封面上用铅笔注出该册所作的大致年代。”
做《容安馆札记》的编辑郭红有一次去杨先生家取资料，看见临窗的桌前摊满了钱先生残破的手稿，旁边还摆放着剪刀和胶水，而“杨绛先生的眼睛又异样的红肿。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杨绛先生正是这样，每天数小时独坐在书桌旁，仔细辨认那些因年久而模糊的蝇头小字，把钱先生的手稿一一拼对起来。”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锺书先生的这两句诗，成了杨绛先生整理钱先生遗稿时的精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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