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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布下面可能是披毛犀的脚印
地质学家张家富在取土壤样本
整齐的探方
距今5万~10万年期间，在古人类研究上是一个“焦点时段”。现代人在这个期间起源、扩散，旧石器向更先进的技术发展。
这是一个寒冷的时期，末次冰期从11万年前持续到1万年前，也是寒冷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最后一次挑战。
乌兰木伦河流经鄂尔多斯，在蒙语中意为红色的河。2010年5月，一位蒙古牧民在乌兰木伦河畔行走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十几件古生物化石。经过专家鉴定，这是十几件化石，正是这个“焦点时段”的遗存。
几个月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进驻乌兰木伦河畔，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发掘，乌兰木伦河畔出现了被专家称为“探方”考察格局。这些整齐的阶梯状探方，记录着4万~7万年前，人类生活的痕迹。
4200件石器
“从中我们解读的是生活方式、生存技巧、生存能力”
目前乌兰木伦遗址已经出土了4200件旧石器标本。
“石器，是研究古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素材。”旧石器学家高星说，“从打造石器的技术、石器的用途上，大致可以推测出，石器制造者的生活方式、生存技巧、生存能力。”
目前，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三期的区别，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更是技术水平上的划分。”高星说，“而我国境内发现的石器，技术风格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模式，很少有中期技术的代表物出现，只在晚期出现了中期与晚期混合的石器技术。”
乌兰木伦遗址，在时间上正处在中期时代，“在技术上有不少进步,却依然没有脱离中期文化特征不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人类起源上，我国学界与国际学界，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一批中国学者根据我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以“人类多中心起源，连续进化”观点，反对国际热门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乌兰木伦的文化遗存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段，“从石器上表现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支持了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连续进化的观点。”高星说。
乌兰木伦遗址，是在鄂尔多斯境内发现的第二个古人类遗址。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萨拉乌苏发现了古人类遗址，并有人类化石出土，被命名为河套人。
乌兰木伦与萨拉乌苏两地相距仅30公里，两地人类的生活时间也颇为相近，因此，在对两地的发现进行对比时，有不少有趣的发现。
“在萨拉乌苏发现的石器很少，而且每个石器都很小，全部石器放在一起，用一块手帕就可以包走。”考古学家王惠民说。
而乌兰木伦的石器，且不说4200件的庞大数字，体积上也大得多。考察队领队侯亚梅曾兴奋地托出了一件“珍品”——仅这一件红色的“大石块”，就不是一块手帕可以包裹住的。
3400件动物化石
“这里的动物，很明显被人类利用过”
在考察现场记者看到，约两三平方米的斜坡，被塑料布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侯亚梅说，塑料布下面，“我们怀疑是一枚披毛犀的脚印”。由于坡面土质脆弱，只能先保护起来，再想办法提取、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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