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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主编、历史文献学专业的老师合作撰写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是适合历史文献学科教学的一部成功的教科书。该书在体系完备，叙述准确，吸收新成果，介绍海外成果，指导教学实践等方面都显示了自己的优长。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和中文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科的文献学属于大致相同的学科。由于它们隶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也就不得不有所偏向，在教材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即使是历史文献学也存在各个学校自己的特点，好像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大抵撰写教材的老师各有学术专长，不可能是路路皆通的多面手，撰写教材也就不可避免地各有侧重。但是，既然是一个学科，它就必然有自己的独有的内核。如果去掉它和别的学科交叉的部分，却没有留下自己独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部历史文献学对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考虑得非常周到，既有文献的载体，又有文献的分类，既考虑到它的基础部分目录版本校勘，也考虑到它的相关部分——考证、辨伪、辑佚、避讳。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又特别强调有关的实践，即标点、注释、今译、编纂和影印。本书的上编属于横向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下编则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历史，这就既有了横向又有了纵向。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对于学习这门课，认识历史文献学的整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既然是历史文献学，理所当然的要凸显历史特色。比方说考证学、避讳学、方志和家谱、档案文献、少数民族文献、出土文献等，在这本书当中，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一部教材，既要全面，又不能不体现学科的特点。历史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历史文献，包括一切过去的文献，狭义的历史文献，则是有关历史的记载和编纂的成果，甚至于专门指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史部（见该书第6页）。这就体现了该书的基本思路，该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分四个部分介绍了经部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集部文献。这就照顾了历史文献的面。而在此基础上特别介绍的方志、家谱、档案等就突出了历史特色。当然这还只是表面。本书在各个章节侧重于列举史部的文献，也可以认为是对历史文献的倾斜。而本书的下编专门探讨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发展，这种思路本身也让我们体会到“历史”的特色。
我们编写教材，在全面介绍相关的知识和有关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介绍各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本书在介绍出土文献方面吸收了最新的成果，那就是关于“清华简”的有关成果，我感到这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本书在介绍古籍影印时总结了影印的历史、相关的技术，尤其是最新技术，总结了影印的方法，包括原大影印，缩小线装影印，缩小平装、精装影印等等。对于近若干年来的影印成果以及影印应注意的事项都做了很好的总结。有人没有从事过影印工作，对影印成果的由来也缺乏了解，不认为影印还有什么学问，我认为这是无知的表现。过去阅读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其中就专门有影印这一部分，写得也非常好。所以这个问题是老辈专家已经非常关注的学术问题。
本书在第一章第五节专门论述了海外及港台地区历史文献学的源流及发展，我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研究任何学问，都不能关起门来，否则我们就会孤陋寡闻。本书在这一部分介绍海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非常有条理，值得关注。同时本书的附录二是历史文献学的专业术语的汉英对照，列举了一百几十条，也是本书注重海外文献学研究的一个表现。
一部教材总是要搬上课堂。这就不能不为学生和使用教材的老师考虑。本书在每一章后面都设计了思考题和教学实践，我觉得十分必要。比方说第七章教学实践当中要求阅读一部古代学者的读书笔记，探析其阅读方法，我觉得这是训练学生读书的最好方法，再比方说第五章教学实践要求阅读一部古籍的点校本，并指出标点的不当之处，我觉得十分必要。
当然书中也存在个别值得进一步斟酌的地方，例如：第54页说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是乾隆时在宋代汇刻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刊行的。其实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在嘉庆十九年阮元为江西巡抚之后在南昌开刻的，阮元在序言中明确说是开始于嘉庆二十年春，刻成于二十一年秋八月，历时十九个月，阮元在嘉庆二十一年六月离任，当时尚未刻成。经办者卢宣旬最后完成。所以时间不是乾隆时。至于说重刊宋本，傅增湘等认为实际上是元刊本。这类细节问题只能说是白璧微瑕，重印时可以审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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