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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教授骑飞鸽，富教授开宝马”，对于如今大学校园里教授迥异的境遇，81岁的老校长常常感慨“沧海桑田”。回顾几十年来高校不可想象的变化，这位在大学里任教近50年的老人，感觉就像亲历了一部电影。
老校长搞了一辈子的教育，尽管退休了，但还一直关注教育，并且忍不住要发言。就在2009年，他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痛斥“象牙塔的倒掉”。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这位耿直的老人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这次，看完中国青年报刊登的“穷教授VS富教授”的系列报道，老校长又有话想说。
老校长说，改革开放前，教授们的生活基本属于温饱型，买一辆自行车，需要攒上半年工资。不同于今天高校院系之间、学校之间的收入差异，在当时，同一级别职称的教授收入基本没有差别。
其时，所有人享受的待遇规则透明而简约——职称长一级，住的房子会大一点，每个月比别人多上10元钱。
上世纪80年代，他任一所大学的校长，除了职务津贴之外，也没有过额外的收入。
1958年，身在大连一所高校的老校长参与主持了全国第一台柴油机的自主研发。当时，这并不是国家的课题，没有经费预算，但老校长所在的院系与大连造船厂一拍即合。一批老师带着一个班的学生，苦干了一年多，各方想尽办法提供试验条件，终于研制成功，其间根本没人提过钱的事情，“就是想要争口气，因为国内没有呀！”
曾经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老校长带着一帮大学老师从南方城市来到哈尔滨，帮助一个国有大厂技术攻关，整天吃着苞米高粱，没有菜，就到松花江里捞一种螺蛳，清水养上几天，放在饭里一起蒸，补充营养，一时成为工厂师傅们的笑谈——在当地，这种螺蛳专门喂鸡鸭。机器弄成功了，获得了国家科技大奖，近10人评上了教授，“也没想过要一分钱”。
在老校长的记忆里，教授收入差距的拉大，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后，而且，主要拉开差距的恰恰是项目提成以及校外兼职的灰色收入。
由此肇始的变化，让老校长不断地刷新自己对高校体制、对高校教师的既有认识和理解。
1983年，老校长所在学校得到两个评选正教授的名额，一帮老教授聚在一起，一人一张纸，现场填写“你认为副教授中谁能上”，结果当场宣布，并报到省教育厅。哪像现在，要数论文、个人填写一堆表格。
两相比较，老校长近几年听说的一件有关评报职称的事则显得有些荒谬。
一帮副教授要评职称，英语好的一位没参加辅导班，一群平时根本不用英语也不会说的人，暑期突击苦战一个月，职称考试一一过关，唯独这位英语好的考了55分。
“他们居然用应试教育的方式来考核大学教授！”
教授们面临的远不止这些。
这些年，院系有了创收任务，教授们有了压力，请客送礼、拿回扣开始司空见惯，甚至出现更出轨的事，而对于真正的研究，往往能交差就行，“有了对经济的追求，少了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其实就是‘逼良为娼’。”
严肃的东西一下变得商业化了。院里一位研究生老是往外投论文，老校长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在给为课题组出钱的企业代写。
没有人看学术贡献、学术态度怎么样，只要能拉到项目能拉到钱就是有本事。
随之而来的是，院系也开始没办法管教授了，要组织重点项目经常找不到人，对方往往一句话就堵得你无话可说，“你管我，年底的考核任务我怎么交差呢？”
从两弹一星、牛胰岛素到今天突然热起来的青蒿素，都是几十年前的成果，今天的中国科学让世界记住了什么呢？
老校长的观察是，重压之下，对于科研，一些教授没办法也不愿意精益求精了，硬骨头没时间啃了，容易完成的工作先做，“那些基础性的有风险的科研总是一放再放，最后谁会想起来呢？”
今天的大学校长，年终总结时，一年拉到了多少科研经费是重中之重，也是对外宣传和对上级汇报的支撑数据。
而20年前，这些还没有出现在这位昔日校长的字典里，那时，老校长关注的是教学质量的提升，是又多了几位名家大师。
教学质量的滑坡近年来备受诟病，名教授远离一线教学即为一端。老校长刚退休的时候，那会儿教授如果不能给本科生上课，还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但接下来的故事则让老校长有些恐惧。这些年，退而未休的老校长偶尔接些项目，总会有身边的教授“善意提醒”：成果给人家时“留一手”。请教半天才弄明白，人家办企业挣大钱，成果全盘托出太吃亏，如果留一手，到时候还可以再私下谈谈挣上一笔。
这让老校长很不习惯，“这不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吗？”
让老校长忧心的远不止这些。
老校长所在专业有一名十分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分到一个很大的企业，专业对口，很快做到企业里新技术发展部的负责人，对于自己设计的一个机械配件，在指定一家企业生产时，狮子大开口，结果被人录音送到了单位只好远走他乡。
老校长对此非常惋惜，“一个好好的毕业生就这么毁了，他不知道市场运行的规律，只知道在学校里带自己的教授是怎么‘言传身教’的。”
有时，老校长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老古董”了，“存在即合理，老说人家也不对”，但很快，他又觉得必须说点什么，“一味钻进钱眼中肯定害了教育也害了国家。在制度设计层面多考虑报酬的公开、合理总是应该的吧。”
编后：11月3日起，本报连续推出了“穷教授VS富教授”现象系列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宝马教授和飞鸽教授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贫富问题，而是高校人才激励机制、高校管理体制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这一现象，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大潮下高校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有其合理性；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会从根本上毒害教育和高校必须根治。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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