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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最重要的历史地理学家静悄悄地度过了100周岁生日。
12月6日，百岁寿星侯仁之院士的生日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里度过的。
没有外人打扰，也没有特别的祝寿仪式。连侯仁之任教的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也跟往常一样安静。按照事先的约定，北大校长周其凤代表师生为他送去了鲜花，并叮嘱医院照顾好他的身体。
上午，侯仁之的晚辈们在北大图书馆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他们拿到了新出版的《走近侯仁之》一书，这是他们撰写的关于侯先生的文章的合集。
人们只是“坐一坐，谈一谈”，北大历史地理学中心主任唐晓峰教授说，“不是一个正规的活动”。他说，低调是侯先生一贯的主张。
图书馆里还办了一场关于侯仁之的展览，展出了他的照片、论文、书信等。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说，到图书馆借书的师生也许会停下来，看一看。
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庆祝活动了。
按照“过九不过十”的旧例，北京大学和中国地理学会一年以前就为侯仁之预先庆祝了百岁寿辰。但就算那次“正式”的祝寿会，由于侯仁之及家人的意愿，也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据一位与会者回忆，现场只看到一台摄像设备。
这位横跨文理科的中科院院士久已不公开露面。但是，整个北京城都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他为北京写过博士论文，写过碑记，编过地图集。事实上，他是第一个经过考证，告诉人们北京城实际“年龄”的人。
用侯仁之自己的话说，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在北大长期求学和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形容，侯仁之对于北京来说就像一个“深情的守望者”。北京著名的文物景区莲花池、卢沟桥等都是在侯仁之呼吁下得到抢救的。
71岁那年，他就提出“深感早日拟定旧城改造规划并颁布实行的重要性、迫切性”，称亟待抢修的钟鼓楼和地安门桥等，“令人心焦”。
1993年，北京要修建新的门户——西铁路客运站，有人提议在干涸已久的莲花池上选址，既可利用地形，还少了搬迁之累。
侯仁之听自己的一个学生谈起此事后，表示坚决反对。据他研究，这里是北京城的起源，“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他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西客站的主楼东移了100多米，莲花池得以保留。
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记得，丈夫那段时间一直惦记着莲花池。西客站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后，他就要亲自去看。当时电梯还没有安装，这对八旬高龄的夫妇搀扶着爬楼梯一直到顶。他们看到，干涸的莲花池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
回家之后，忧心忡忡的侯仁之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建议北京市恢复莲花池的水源，再现其历史风貌。
几年以后的1998年4月24日，侯仁之受邀为北京市领导做讲座，专讲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他选的题目就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既肯定了西客站建成的意义，同时又表示“报喜也报忧”，希望莲花池恢复水上景观。
当时，侯仁之直言不讳地指出，后门桥两边看不见水面，而且用广告板挡了起来，“那是用来遮丑的东西”。
87岁的侯仁之还现场演示了13幅历史地图，其中包括他专门绘制的《莲花池现状示意图》、《后门桥地区改造示意图》等。
根据他的建议，北京市将莲花池地区的环境整治工程和后门桥文物修复工程列入市政府重点抢救修缮工程项目。
2000年12月21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重焕生机，北京市举行了修复开园仪式，侯仁之坐着轮椅到场。就在前几天，他摔了一跤，家人注意到，因为总在惦记莲花池，他甚至在看病取药时，随手在药盒背面写下自己的想法。
如今，在他居住的北大燕南园61号，莲花池的风景照挂在客厅内。在侯仁之看来，这是他晚年的一件大事。
据张玮瑛总结，侯仁之一生写作的高峰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他还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几乎是“全速奔跑”。这种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90岁。他起床很早，到中午时分，有时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8小时了。”
在这段时间，他不但学术成果频出，也以“中国申遗第一人”的名号为外界所知。
据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回忆，在1985年全国政协会议之前，他收到侯仁之的来信。侯仁之告诉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希望与他联名在政协会议上提交一份有关的提案。
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注意过此事。侯仁之是在1984年赴美访问期间知道这一公约的，这给他触动很大。1985年的政协会议上，他联合阳含熙、罗哲文和郑孝燮3位委员共同签名提交提案。当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
在侯仁之的工作中，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同样重要。除了北京，他对邯郸、承德、淄博、芜湖等城市所做的历史地理考察和研究都十分深入。
他的学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1978年研究生入学时，是直接到安徽芜湖报到的，当时侯仁之正在那里做城市规划。而回到北大，他们的第一堂课，不是在教室，而是在圆明园遗址上，中午在郊外野餐。
北大的很多毕业生都记得侯仁之讲全校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的盛况。有人甚至记得，这位老人在食堂里绘声绘色地讲北京，讲他们身处的这个历史悠久的校园的由来。
他最后一次讲这门课是在1993年。那一年暑假，他还带着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考察。由于大雨冲垮路基，他们坐火车只到了京郊怀柔就返回了。这位历史地理学巨擘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到此为止，那一年，他82岁。
就像在未名湖畔题写的“未名湖”那3个大字那样，侯仁之已经成了北大校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他已淡出师生视线多年。有人说他富于爱心，“据说燕南园里所有的猫都到他家院子蹭过饭”。
一位访客甚至是这样结识侯仁之的。10年以前，他到燕南园拜访林庚教授，向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问路，发现是侯仁之教授。那天，他在侯仁之家中访问了一个多小时，侯氏夫妇对他的态度“像是对好久不见的故人学生那样亲切”。他给侯先生重重地磕了8个头，觉得“磕头都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和敬仰”。
如今，外客已经难得见到侯仁之。这位徐霞客式的旅行家再也不能长途旅行，进行“一个地理学家必不可少的散步”。他的的视力也已衰退。
在他身体好的时候，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他在北大校园散步。尽管天天变换路线，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做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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