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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同志于1986年至1991年期间担任中国科协主席，1991年5月起担任名誉主席，为科协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衷心爱戴。中国科协召开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缅怀和追思钱学森同志的丰功伟绩，总结和梳理他的科学思想，继承和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于进一步调动激发广大科协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钱学森同志在中国科协工作期间，给科协系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身体力行倡导学术民主，重视学术组织建设和学术交流的作用。钱学森同志认为学会是科技工作者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交流经验的重要载体，可以把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专业的人组织起来。1977年中国科协刚刚恢复工作，钱学森就强调学会在科技人员横向联系学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学术讨论总要搞个学术组织。一是成立研究所和在大学里设置专业，二是成立学术组织。我们要严肃认真地搞学会工作，不能随随便便，更不能有江湖习气。搞学术，态度就是要认真、严肃。当然，认真并不等于不活泼。我们要诚恳地交流，有活泼的气氛，有话就说。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学术组织就可以搞好。”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成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等全国学会。钱学森同志始终坚持民主办会，践行学术民主的理念。1984年他在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支持学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民主办会，保证科技工作者当家作主。这就是说，必须克服和防止政群不分、以政代群的现象，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民主，增强学会的活力。”他多次讲过：“在新的科学领域里，没有什么权威，决不能搞一言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互相交流，争吵一下也没有关系。暂时统一不了认识，不要紧，慢慢来。总之，我们既要严肃认真，又要生动活泼，充分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二是积极推动树立“大科普观”，丰富发展了科普工作的文化内涵。钱学森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把科普工作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他多次提出，现代科技和文学艺术应该结合起来，使科普工作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温家宝总理2005年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同志再次提出，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他坚持“科普学”是“文化学”中的实用学科，支持并亲自参与科学普及的实践工作和理论探索。钱学森同志提出科普工作的三个层次，把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列入到科普工作的内容中。他敏锐地指出，科普对象应分成三类：一是为农村及小集镇的“大农业”和城市“大工业”服务的大面积科普；二是为提高广大干部科学素质服务的科普；三是为科技专家们了解非本专业领域的新发展、为开阔思路服务的科普。这种划分，对现阶段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特别是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注重人才培养，竭力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钱学森同志甘为人梯，竭力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他几十年来坚持给来信求教的青年书写回信，帮助青年提炼思想、找准方向。他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才培养经验，设计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下受教育者与年龄关系的新方案，探索青少年教育培养的新理论和新方案。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看望他时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带出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才。”2009年，在病榻上的钱学森还对温家宝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钱学森同志鼓励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设立奖项，推动建立国家创新人才奖励体系。1987年9月，中国科协三届六次常委会在审议面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设立奖项时，他说：“我们这样年纪的老家伙，已经不需要这类奖励了，真正需要鼓励的是青年人……科协应该面向青年科技人员设立奖项，鼓励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担当重任。”这得到了朱光亚、王大珩等赞同，并改设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共同组织实施。至今已评选了12届，获奖者多已成长为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和科研骨干。
四是重视“专家群体”的整体优势，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钱学森同志强调集成专家群体的智慧，推动决策咨询和科技服务。他大力提倡用系统科学的观点考虑科协工作，力图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零金碎玉”打造成一个“纯金美玉”。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讲到：“我之所思，除了希望科技人员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之外，主要是一件事，即把系统工程的科学引进到政协工作中来，以便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的优势。”1989年3月17日他在谈关于多学科、综合性学术交流和决策论证的重点课题问题时说：“决策咨询，一定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有定性、定量的分析。不那么搞，就很难说你的建议到底是怎么来的。”钱学森同志要求提炼决策咨询建议必须要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他指出，作好决策咨询，一要选题准，必须围绕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来确定，可以是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科技有关的问题，也可以是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是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科技方面的问题；二要有时效性；三要利用好学术交流活动的成果。他明确提出：“学术活动的成果，对科技经济发展有哪些建议，应有专门的反映。不是送一个大本子，而是要加工，把那些有分量的建议整理送中央，发挥助手的作用。”钱学森同志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前瞻性地提出在西部地区发展沙草产业。他认为，要转变关于西部沙漠的思维定势，看到沙漠上也有搞农业的有利条件。所以不仅是“治理”，更重要的是“开发”，将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他积极倡导建设知识密集型沙产业和草产业，为西部地区破解“三农”“三牧”难题提供了重要途径。
五是开创科协工作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社团体制机制。钱学森同志坚持中国科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要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来办事。他认为，中国科协之所以是人民团体，首先是因为它是群众团体，但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它代表的是全体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明确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中国科协的性质，增强责任感，使科协组织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够更好地代表中国科技工作者，更加自觉地积极地参与社会协商对话，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具体利益。在他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全国政协七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恢复中国科协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钱学森同志大胆构想建立“大科协、小机构、多中心”式中国特色的科协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中国科协的改革发展。他曾描绘对中国科协的构想，一是“大科协”，包括理工农医等所有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应用；二是“小机构”，指机关要精简，人员要精干，办事效率要高；三是“多中心”，就是要多办一些服务性实体。大科协、小机构，办事就得靠实体，把日常工作交给实体去承办。钱学森同志还把“中国科协学”纳入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他认为科协工作的理论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社会科学部门里的实用学科。他提出中国特色的科技群众团体理论，是中国科协史上的一大创举，大大提升了科协理论的研究水平。
我们在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的同时，更要把学习纪念的成果转化为激发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内生为推动科协事业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力弘扬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人民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统一起来，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的褒奖，努力争当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科学方法，积极倡导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风气，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论，发扬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勇作科学精神的守望者，努力争当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大力弘扬淡泊名利、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恪守职业道德和学术操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永远保持内心的一片净土，努力争当科学道德和良好学风的传承者、维护者。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钱学森同志的科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刻影响着中国科协的改革发展；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钱学森同志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振奋精神，锐意进取，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韩启德)
（此文为在韩启德2011年12月1日在中国科协纪念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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