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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克(左)和爱因斯坦,摄于 1929 年 / harpers.org

科学家之中有伟人吗?

  在读索尔 贝娄(Saul Bellow)为艾伦 布卢姆(Allan Bloom)写的传记小说《拉维尔斯坦》时,我被这段话给戳中了:

拉维尔斯坦……坚信,科学家中具有伟大人格者寥寥无几。有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学家。但是,科学家之中,伟人极其稀有。‘伟大的是他们的科学,而非他们个人。’

  这番言论充分体现了写作者的所思所想,而且也是全然错误的。

  对布卢姆来说,他和他的导师列奥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 - 1973,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以及诸多新保守主义派人士一样,认为科学家、科学方法以及科学本身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固然无法拒绝科学,也无法否认科学之于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们就是对科学感到不爽,尤其当科学威胁到了他们所推崇的政治思想;谁要是说他们走的路是科学家给指出的,他们更是要跳脚了。布卢姆 / 拉维尔斯坦这段话的意思是,他们或可承认科学本身的重要性,但科学家他们是拒不接纳的。科学家的言论不值一提:他们又不是说得出传世箴言的 “伟人”。

  当真如此吗?科学家这一群体,固然算不得让人膜拜的英雄豪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会对 “伟人” 这种标签报之以哂笑),但布卢姆心目中的英雄柏拉图却是深受毕达哥拉斯作品(今已失传)的影响。更别说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苏联物理学家,有“苏联氢弹之父”之称)——难道他们不算 “伟人” 吗?他们对后人就没有影响吗?他们的话语不是至今仍然掷地有声吗?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1915-2005),197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获得者,代表作《洪堡的礼物》/ jsantel.blogspot.com

科学与信仰

  今天的美国,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愚蠢的阴谋论,隔三差五地挨个儿鼓吹一番。时下,遭到炮轰的已不再是某个科学家,科学本身正面临不停的政治攻击。某种程度而言,在失业率高、政治局势一点即燃,社会承受巨大压力的时期,科学遭到攻击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些头脑简单、安于用信仰解释一切的宗教狂热分子,以及试图操控这些人的政治家,他们都把科学视为一种威胁。

  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位名主持在一周的时间里一天比一天激烈地坚称,潮汐是上帝存在的明证。现代科学对潮汐的存在给出了完美的合理解释,但人们对潮汐的纠结情感却是古已有之,最著名的就是 1633 年宗教裁判所审问伽利略时提到的问题。就在距今不远的 1990 年,当时的罗马教皇还在为如何辩解前任的做法而发愁。尽管如此,潮汐现象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并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这两者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就像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没法证明上帝死了一样(但确实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及早期教廷所信的托勒密地心说)。

  科学和信仰之争多是胡扯,而且大部分争端都是由宗教狂热分子挑起的,对那些人而言,爱之教义(the dogma of love)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他们对教条的热爱(the love of dogma)。

  德国科学家保罗 · 埃利希(Paul Ehrlich),19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利希发明了治疗梅毒的特效药,还预测了自体免疫的存在,并创造了“恐怖的自体毒性”(horror autotoxicus)一词 / quotationsbook.com

科学家:对真理的忠诚

  不过,今日美国盛行的阴谋论及伪科学之风,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的状况比起来可差远了。在那段阴谋论四起、伪科学骗术横行的时期,中欧还诞生了一些现代科学的重大发现,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中欧的大学和实验室里产出的。

  从历史学教授弗里茨 斯特恩(Fritz Stern)的《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一书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以爱因斯坦、普朗克、埃利希(Paul Ehrlich,免疫学家)、哈伯(Fritz Haber,化学家)为首的科学大家,基本上是政治的局外人。大多数时候,他们为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更多地是自豪于他们的大学和研究所,而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面对政治的狂澜从最初的肆虐发展为种族主义到最后的不可收拾,这些科学家给学生和公众的建议都惊人的一致:不要到处乱说话,不要跟着暴徒瞎起哄、不要被阴谋论者的鼓吹给骗了。

  爱因斯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33 年,他向一位慕尼黑的失业音乐家建议: “报纸别去看,找些合同道合的朋友,读一读以前的名家名作,像康德、歌德、莱辛,还有其他国家的经典,享受慕尼黑周围的自然美景。假装自己一直生活在——譬如火星上,周围都是些异形,它们的行动就别去多费心了。交几个动物朋友。这样,你会重新变回以前那个开开心心的人,到那时再也没有什么能烦到你。”

  遗憾的是,很显然,他这位音乐家朋友不可能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子生活。爱因斯坦他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所形成的严重威胁,他变得日益活跃,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而那个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保持了沉默,他们的历史名声为此蒙羞。

  而关于科学家的天职以及对真理的忠诚(这是伟大科学工作的核心),没有比普朗克的讲话更完美的描述了。他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要靠自己检验和确认。要想社会和平繁荣发展,必须保证科学信条各居其位,其中最最关键的便是忠于真理、实事求是,不受大众潮流与社会偏见所左右。科学家带来的技术革新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好、更充实,当科学家警告我们有危险迫近时,忽视它我们付出的是幸福的代价。

  本文编译自《哈泼斯杂志》网站 2011年2月12日无署名文章 Planck on Science‘s Commitment to Truth.文章题图: Leo Strauss / manarewescrew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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