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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沦陷，只有一座天主教堂暂时未被占领，教会学校女学生、秦淮河畔风尘女子、军人和伤兵，还有一个美国人约翰在这里共同面对一场生死浩劫。
《金陵十三钗》原著作者严歌苓称写作最初的灵感来自《魏特琳日记》中一段关于日军在难民营骚扰百姓，有风尘女子挺身而出代替良家女子的记载。
尽管因为故事虚构，我们无法找出“十三钗”的人物原型，但背后依然有很多真实值得我们寻觅……
地名寻踪
如今在秦淮河附近仍有钓鱼巷小区
“都是钓鱼巷的哎。”“什么钓鱼巷啊？”“就是妓院。”……影片中，这段发生在两个女学生之间的对话，第一次揭示出了这群女人的身份。秦淮河畔，妓女众多，而这群女人来自钓鱼巷。
相传，钓鱼巷是因为明武宗朱厚照曾在此钓鱼而得名。在明代时，钓鱼巷为开国功臣徐达东花园的一部分。
现在虽然钓鱼巷已经不存在，但是钓鱼巷小区的位置依然在原址，仍旧在秦淮河边。
生活在城南的民俗专家王涌坚，听到过钓鱼巷里老太藏老头的说法，他说，与石坝街不同，钓鱼巷的妓女都是以暗娼为多。一些年长的居民也告诉记者，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钓鱼巷有一些人暗地里买来贫苦人家的女儿将她们养大，然后让其学戏唱戏当妓女。
现实中的“玉墨”
民国时期，秦淮河畔“玉墨”们琴棋书画样样精
正如片中女学生书娟自白的那样，关于秦淮河女人的传说，跟南京这座城市一样古老。让观众尤其感叹的是，当影片中的秦淮河头牌玉墨亮相的时候，她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又不失优雅，让观众饶有兴致地想去了解这群秦淮河女人的历史。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介绍，有关南京的妓女史，从六朝金粉就开始，唐宋诗词关于风月秦淮的描摹非常多，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最为著名，到了明清时，妓院更加发达，妓女还由散处各地改为群居制，“以大石坝街、小石坝街、钓鱼巷为多”。
“自古文人多情，所以妓院开在贡院的对面也在情理之中。”经教授解释了为何夫子庙周边的大石坝街、小石坝街、钓鱼巷会出现妓女群居的情况。像影片中就出现了这群妓女们过去所在的妓院，被战事摧毁的翠禧楼，一片落寞，但特别有一个镜头，交代了翠禧楼就在秦淮河边。经教授说，南京的妓女以“扬帮”“苏帮”为多，因为灾荒多，很多贫苦人家只得将子女卖到妓院。“扬帮”妓女在全国都有名，远到四川、北京，她们的话语中经常会出现“小二子”“小三子”这样的扬州地方方言。
不过国民政府1927年4月定都南京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国民党中一些官员认为妓院继续存在不好，因此1928年后一度查禁妓院，结果秦淮商业迅速萎缩，并且仍有不少妓院暗度陈仓，造成性病蔓延。之后国民政府又认为应该有限恢复，争论一直持续到1936年、1937年时，妓院处于半公开的状态。
“民国时妓女是分等级的，她们每月向政府缴的税也不同。一等妓女每月缴6个银元，二等妓女缴4个银元，三等妓女缴1个银元。”经教授说，一等妓女集中在秦淮河一带，她们风光无限，出入有黄包车、小汽车接送，这些妓女们琴棋书画都精通，她们的房间有个文雅的名字叫做“书寓”，房间里甚至还会放置钢琴。妓女们的身上还会佩戴着一个徽章，这可是在民政局备案的。那时，一些国民党官员“金屋藏娇”。如此看来，影片中被姐妹们称作头牌的玉墨显然是一等妓女，举止优雅也就并不奇怪了。
影片中，在生死关头，是这群秦淮女人“舍身取义”救助了女学生。经教授认为，影片中着力彰显的妓女是非观念也不是没有依据，明末清初秦淮妓女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湘兰、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被称为“秦淮八艳”，都具有爱国的民族气节。
现实中的“书娟”
魏特琳日记中的“书娟”比电影中更不幸
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书娟等十多个女学生在南京沦陷后，藏身于教堂，后来被日军长官发现并被“邀请”去参加“庆功宴”。所谓“庆功宴”，实际上就是将女学生作为战利品，供日本军官强奸。女学生为了捍卫身体的清白，选择集体跳楼。生死关头，来自翠禧楼的十二个妓女“舍身取义”，代替这些女学生去参加“庆功宴”。
这一群女学生，虽然没有原型，但《金陵十三钗》的原作者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曾称，她写作《金陵十三钗》，最初的灵感来自明妮·魏特琳日记。明妮·魏特琳是谁？她的日记中又讲到了什么呢？我们能否从其中找到“书娟”们的影子?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告诉记者，明妮·魏特琳是美国人，在南京沦陷期间，她的身份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位于安全区范围内，相对比较安全。魏特琳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让大批的妇女和儿童进入她所在的校园，帮助她们躲过劫掠。
在时隔74年后的今天，翻阅魏特琳写于南京沦陷期间的日记，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例如：在南京沦陷的第三天，也就是1937年12月15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除了中午吃饭外，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12月16日，她写道：“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
魏特琳的日记中，还记载了日军占领南京后掳掠强奸妇女的兽行：“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日本军队甚至连年幼的女学生也不放过：“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
那些被从语言学校抓走的女学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书娟”们。并且，在魏特琳日记中，也提到了一批帮助其他“书娟”们逃过日军强暴的“妓女”。那是1937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魏特琳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对方要求魏特琳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天的结果是，对方最终挑走了21名妇女。
不过，这些被挑走的“妓女”，起到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魏特琳的日记显示，无论在安全区还是在其他地区，还是不断有女人被强奸，例如，就在新年前几天，有27名妇女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里被强奸。
显然，真实的“书娟”们，并没有电影里那么幸运。(据《文化周报》《羊城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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