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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数学，但更爱与人互动。他从数学的世界里抽身出来，却把数学用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对他来说，是人能做的事，他就能做。《纽约时报》刊文，讲述了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数学博士埃里克 · 兰德非同一般的人生旅程。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 2012 年 1 月 3 日的科学人物访谈,对话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所长，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数学博士埃里克 · 兰德
（文 / GINA KOLATA）他博士学的是纯数学，这么一个偏深的专业，即使真的学出个伟大成果，懂得的人全世界也只有几十个。但他并没有在数学的道路上继续深入下去，而是在未经正规训练的情况下踏上了另一片地界：这里的主角，是分子生物学、医学和基因组学。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创始人，统领着一个生物帝国，从亿万富翁那里筹钱。他还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大一新生上生物学（他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的一门课）；此外，他还是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
埃里克 兰德（Eric Lander），用他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大卫 博特斯坦（David Botstein）的话说，懂得发现并捉住机会。他高中时期的朋友保罗 蔡茨（Paul Zeitz）说，兰德还有个特点，积极乐观、勇往直前。
“他是超级聪明，但聪明又能如何？” 现在在旧金山大学当数学教授的蔡茨博士说，“光有智力好比一个人力敌千钧，但又能怎样，如果你不知道用这身力气做什么的话？”
但埃里克 兰德知道，蔡茨说；而且他还知道如何去实现那些能够带来医学进步的宏大构想——依靠大型跨学科团队的力量，而不是研究人员散在各自的实验室里埋头苦耕。
那么，兰德是如何走到博德研究所这一步，从最是独善其身的学科里出来，而后在没学过的领域里搭建新形式的合作。什么样的人才走得出这样的旅程？兰德博士的经历可以说是好运加上绝佳的机遇串联而成。可他并不认同那种玄乎的想法。对他来说，传记就像是一种调和：“你的人生是往前看着走的，你讲述你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是往后看的，所以看一切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样。”
可就算一个人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会加上这种眼光看自己，兰德博士的故事，那也是绝非一般。
崭露头角的数学新星
现年 54 岁的埃里克 史蒂芬 兰德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弗雷特兰斯区（Flatlands）长大，这是一个贫穷的社区，住的都是劳工阶层。兰德 11 岁时，父亲因多发性硬化症去世，母亲一人把他带大。“附近没人是科学家，” 兰德说： “极少有人上过大学。”
考上了曼哈顿的精英学校斯特伊弗桑特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并乐此不疲——团队精神，与他校间的竞赛，还有与队友的互动。
“我找到了自己的同龄人，十三四岁的孩子，喜欢数学，爱玩爱闹。”他说。
由于数学好，他被选为美国队的代表参加 1974 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赛前备战期间，队伍在新泽西州布朗斯维克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集训了一个暑假。
当时是美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竞赛，教练都担心美国队会遭到共产主义国家的围剿。（实际上，最终苏联得了第一，但美国排在了第二，比数学强国匈牙利还高一些。）
蔡茨博士和兰德博士在那年夏天的集训中是室友。两人回忆说，除了他俩，其他人都是殷实人家的孩子，住在环境较好的市郊；也只有他俩来自单亲家庭。但兰德与众不同的地方还不止如此。
“他性格外向，” 蔡茨博士回忆说。 “跟我们这些人相比，他明显地要有志气得多。他热衷于一切事情。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 队员都觉得，兰德是全队里他们唯一能够想象得出成为议员的人。
兰德（左三）和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同学在一起（James Hamilton/mc.vanderbilt.edu）
起初，这位年轻的数学家似乎是要遵循传统的学术路线。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数学，但同时也醉心于写作。他选修了作家约翰 麦克菲（John McPhee）的纪实性文学写作课，还给校报写稿。
20 岁毕业时，兰德作为毕业生代表做了毕业致辞，获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s ）赴牛津大学深造，仅用两年时间就取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创造了一个纪录。然而，对于要不要当个数学家继续走完余生，他犹豫了。
“我渐渐体会到数学的职业生涯像是清冷的寺院，” 兰德说， “尽管数学很美，我也很爱它，但我不是一个好和尚。” 他渴望一个更加社会化的环境，与人进行更多的互动。
“我找到以前教过我的一位教授问说， ‘我能做点儿什么好让我学以致用呢？’”后来，他就跑到哈佛商学院教起了经济管理。
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经管这门课，但他一边自学一边教课。“我学得比学生快。”兰德说。
但这样他还是不能安生；23 岁的兰德渴望更具挑战性的东西。经济管理学，照他说， “不够深”。
他跟当神经生物学家的哥哥亚瑟（Arthur Lander）说了自己的情况，亚瑟给他了一些小脑运作的数学模型。模型 “看起来不怎么样”，兰德说，“但大脑很有意思。”
这件事勾起了他对生物学的兴趣，之后兰德没事就跑到哈佛的果蝇遗传学实验室里晃悠。几年之后，他向商学院要到了一个停薪留职。他告诉哈佛说，自己准备去麻省理工学院，大致研究人工智能什么的。但实际上呢，他一头扎进了罗伯特 霍维茨（Robert Horvitz）的蠕虫遗传学实验室。这一下撞出的火花，改变了他的人生。
1974 年，兰德（正中）获得了“科技人才奖”第一名。同年入选美国代表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 The New York Times
从数学到生物学的飞跃
1983 年，当兰德还在哈佛的蠕虫实验室里转悠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博特斯坦博士正一天天地消沉下去。博特斯坦博士想找一个懂数学的人进行一项研究，事关多基因复杂性状疾病（如高血压）的分析，用分析单基因性状的老技术是行不通的。谁知 5 年过去了，一无所获。
“我真的是四面八方都跑了，到处打听谁能帮得上忙。”博特斯坦说。最后，在一次会议上，一个生物学家说，“有这么个家伙，哈佛商学院的兰德，他想做点儿跟生物学有关的事情。”
终于，博特斯坦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讨会上找到了兰德，然后 “扑了上去”。两人一见如故。“我们找了块白板，” 兰德说， “就站那儿辩论起来。”
不到一个星期，兰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博特斯坦两人接着又开发了一种计算机算法，几分钟之内就能把几个月才能分析完的基因图给解决了。没过多久，兰德就已经深深地沉浸在映射人类疾病基因的问题中。
他多次与博特斯坦就人类基因组的未来展开长时间的讨论。在当时，博特斯坦博士说， “人类基因组测序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得到人们的注意。”兰德想知道的是，数学家在生物学上到底有没有用；博特斯坦博士向他保证说有，因为博特斯坦已深知生物学即将面临的挑战。
“他自视够高，” 博特斯坦博士说， “在他看来，如果人能做得到，那么他就做得到。他放手一搏，松开了哈佛大学的工作。很显然，教经济学已不是他要走的职业之路了。”
诺贝尔奖得主戴维 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是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的负责人，他非常欣赏兰德的热情和能力，让兰德成为那里的研究员，在 1986 年又升为助理教授。
同年，兰德到纽约的长岛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去听一场辩论会，这是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就绘制人类基因组的想法进行的首次公开辩论。在现场，兰德举手发言，参与了讨论，他给在座诸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被邀请加入他们的学术圈子。
“在谁都不是高手的新领域里冒尖很容易，” 兰德说，“你要做的就是把手举高而已。”
同时，博特斯坦博士和巴尔的摩博士写信给麦克阿瑟基金会，提名兰德为“天才奖” 候选人（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奖金颁发给各领域里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杰出人士，获奖者一般被视为本专业的领军人物——译注）。他在 1987 年得到了这一称号，那一年兰德 30 岁。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帮他实现他的梦想，” 巴尔的摩博士说，“而他也确确实实大获成功。”
不久，兰德便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项目的核心人物，领导三大中心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绝大部分的测序工作都是在这三大中心里完成的。他把自己掌握的数学知识和在实验室里逛来的生物、化学结合到一起，还得以发挥自己在商业院教书时总结的企业组织管理心得，用以提高效率、控制成本。
在他，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让他置身集体，和队员共同努力，这些都是他一直渴望和向往的。
2001 年 2 月 12 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兰德博士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和分析的初步结果已经完成 / upi.com
其实，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结束之前，兰德博士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将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继续下去，在他看来，这种合作太美妙了。据他所知，在通常的渠道之外，剑桥和波士顿的青年科学家之间大约还有 65 个合作项目在进行。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兰德博士说， “人们开始聚到一起，着手解决那些大问题。”
之所以这样，跟兰德博士的个性多少有关。在兰德博士手下工作了 4 年的格斯 瑟维尼（Gus Cervini），现在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任行政人员，他以前都称兰德博士为 “太阳” 。
“他对人有着惊人的影响力或者说作用力，” 瑟维尼说，“他能让人真的往大了去想。”
“当太阳照耀着你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做任何事情。”
将这种美妙的合作继续下去
当兰德博士走向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提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研究所，以继续科研团队间展开的合作进程之时，他那太阳般的魅力或许也起了帮助。最开始，他受到了阻力，但他坚持自己的想法。
经过巴尔的摩博士的引荐，兰德结识了靠房地产发家的慈善家夫妇埃里 博德和艾迪瑟 博德（Eli and Edythe Broad）。后者于 2002 年 10 月一个周六的上午拜访了兰德的实验室。几个月后，他们同意投资 1 亿美元，分成 10 年每年注入 1000 万美元。就此，兰德可以开始进行他有关新型研究院的实验。
博德研究所之后成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开展的项目，兰德任所长，鼓励科学家携手合作，解决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方面的重大课题。
过了不到 18 个月，博德夫妇把投资金额翻了一番，变成 2 亿美元。 2008 年，他们再次捐款 4 亿美元，使博德研究所作为永久性机构得以存在。目前，这里汇集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哈佛大学及各附属医院的共约 1800 名科学家开展各种合作。
博德研究所的目标听起来甚是无畏：
将分子生物学补完。定义细胞反应背后的生物电路。发现主要遗传性疾病的分子基础。发掘不同类型癌症的所有突变。找出重大传染病的分子基础。改革发现和开发疗法的流程。“在这里一半致力于基础医学研究，另一半则专注于改进和加快治疗方法的发展。” 兰德说， “这儿的环境跟好些个大学都不同，在那儿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自个儿做自个儿的事。”
博德研究所是一个实验，兰德说，这个实验涉及到一个机构、涉及到如何做科学研究。他说：“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受保护的空间，看这样的方式是否有效。”
博德研究所是兰德针对新型研究院的一项实验（Rick Friedman/The New York Times）
研究所是兰德所热衷的，但只是其中之一。他的一天是自宅二楼的健身房里开始的，晚上也是在那里结束。一早一晚，兰德都要在健身房的一台多功能训练器（Elliptical Cross-Trainers）上锻炼 40 分钟。他一边看 Netflix（注：一家在线影片租赁供应商）的电影，一边燃烧脂肪，根据训练器的计算，每天都烧掉 1000 卡的热量。兰德自己说，去年夏天他没有节食减了 42 磅（约 19 千克）。
兰德和他的艺术家妻子洛瑞买下了一间校舍，改装后成了他们的家。屋子的顶楼有一个篮球场，也是邻里聚会的好地方，这样，兰德夫妇总是知道他们的 3 个孩子在哪里玩儿。
晨练结束后，兰德有时会到附件的一家面包店去，在那里他可以不受打扰，安静地工作上一会儿。他一般是上午 8 点到 10 点的样子到博德研究所。秋季开学时，他每周一、三、五上午在麻省理工学院给一个 700 人的班级讲生物学导论。下午通常会跟研究生和博士后开会，讨论他们的研究进展。
此外，他还要处理行政工作，与慈善家面谈，设法筹集更多的钱。他还要拿出 20％ 的时间，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对流感疫苗、公共医疗信息技术、科学教育以及能源政策等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
在晚上 6 点半或 7 左右，他与家人共进晚餐。他的妻子做饭——兰德说他喜欢做饭，但他真的是没空。
他也看书，小说、非小说、《纽约客》的文章，涉猎很广，但文笔不好的就看不下去。
“我什么都看，但必须写得好才行，” 他说，“这一条就挺挑的了。”
周末的时候，他和妻子会争取到纽约去听歌剧——这是兰德的另一项热衷。
他惊叹自己的生活如奇迹般展开。 “我能有今天实在是太幸运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我事先绝没有计划过会这样。如果我没有遇见大卫 博特斯坦会怎样？要是我没赶去听人类基因组计划举行的讨论会又将如何？我不知道。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这是一段非凡的职业旅途。”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 2012 年 1 月 3 日的科学人物访谈 Power in Numbers. 对话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所长，数学博士埃里克 · 兰德。作者是 GINA KOLATA。
文章题图：Tony Cenicola/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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