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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高官的年终奖由中央财政出，对于一些地方小官来说，指望不上皇帝给他们发年终奖，只能另辟蹊径。他们自寻年终奖的方法很多，目前为我们所知的有三种：卖废品、放高利贷、拿公款做生意。
大官小吏，天壤之别
古代的“公务员”和今天一样，是读书人挤破头也要挤进去的“阳关道”。而“公务员”的年终奖，根据官职大小也分三六九等。
东汉时，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牛肉200斤、大米200斛；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侍中每人发钱2万枚。
大将军和三公每人能领到的年终奖，根据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有10万元左右，而当时大将军和三公的月薪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一回年终奖超过一年工资，所以，大官小官都盼快快过年。
北宋是中国古代的“高薪时代”，工资高年终奖少。皇帝发给宰相等高级干部的年终奖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这些过年福利对于他们的工资而言简直不值一提，像开封府尹包拯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每年折合成人民币高达600多万元，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年薪也不过40万美元。
对于年终奖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自古就有。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过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意思是，吏部和户部一个管官员升迁，一个管工资发放，红包多得收不完；而礼部主管文教，兵部在太平时期用处不大，都没人理会，所以这两个衙门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穷得要去当裤子。
为筹红包，放贷卖废品
朝廷高官的年终奖由中央财政出，对于一些地方小官来说，指望不上皇帝给他们发年终奖，只能另辟蹊径。他们自寻年终奖的方法很多，目前为我们所知的有三种：卖废品、放高利贷、拿公款做生意。
秦汉魏晋时期，公文写在竹简上，在传送过程中用袋子密封盖上公章装运。那时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攒到年底卖掉，一个部门就有年终奖了。
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靠驿马运送。装公文的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一项“年终奖”。
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年终奖。
唐肃宗时期和宋神宗时期，朝廷允许放高利贷，主要对象是各衙门辖区内的商人。放贷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大头进了衙门的“小金库”，供“一把手”调剂使用，一些用来吃喝玩乐，一些用来在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还有的拿公款做生意。酒、醋、盐和现在的石油、电力一样，在大多数朝代都是朝廷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这些利润都进了当地官吏的腰包，他们再发给下面人红包，这也算抵充年终奖了。
还有古代的房地产，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对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但是别的文官武将可不像他这样高风亮节，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民间年终奖，老板说了算
民国时期，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一般都能拿到年终奖。他们的奖金是和“单位”效益及个人表现挂钩的。
民国时期的作坊或商铺有许多学徒，这些学徒没有工资，但到了岁末年终奖是少不了的，多则二三十块大洋，少则老板会请他们吃一顿。这种以浮动奖金和红包为主的形式类似于今天。
至于公司的员工，要看受奖人的级别和发奖人的器量，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同在一个工厂，经理能拿上千块大洋的年终奖，小职员和普通工人则只能拿到几十块或几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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