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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院士
谢家麟1920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
谢家麟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5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高能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863高技术主题专家组顾问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世界上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这些都和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先生联系在一起。昨日，92岁高龄的他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92岁院士每周仍上班
“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一心工作，没想过工作后要得到什么，也不想出名。”昨日，谢家麟的妻子范绪篯这样评价丈夫。
今年，谢家麟92岁，妻子范绪篯91岁。范绪篯介绍，直到今天，每周一，谢家麟总是会到位于石景山区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谢老的同事吴钢说，“我曾悄悄地问谢先生当年是怎样评上科学院院士的，他说，‘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
在吴钢看来，高能研究所副所长一职，是谢先生做过的最大的“官”。他回忆说，就在谢老事业渐近巅峰的时候，他主动退到课题负责人的位置。
总爱问“妙在何处”
在同事眼中，谢家麟看问题的视角与众不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在研制任何一台机器之前，总要问：有什么用？而谢先生提出的疑问往往是：妙在何处？
“这种思维不是只见树木，也不是只见森林，而是树木与森林并举。”吴钢说。
1952年，回国受阻而无奈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他接受了一项任务，研制一台高能电子束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量电子束流，打入人体内部杀死肿瘤细胞，治疗癌症。
“别人都问我，用加速器治疗癌症，风险这么大，你能睡得着觉？”他对新华社记者回忆。
他没有退缩,拿着100万美元的经费，和一个招聘来的退伍兵，领着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两个工程师和几个技术员上阵了。
经过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由谢家麟领导的团队，硬是抢在了别人的前面，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并用于临床，在美国高能物理界引起轰动。
为加速器事业“加速”
正当他一举成名之际，美国移民局给他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选择，他毫不犹豫决定回国。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初选择回国，谢家麟说：“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
回国后，谢家麟决定建造中国自己的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当时许多设备和关键部件国内没有，国际上对我国禁运，苏联也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出售。可他相信，发达国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研究，1964年，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终于研制成功。
反对论文署名“搭便车”
生活中的谢家麟乐观豁达，同事张闯回忆，五年前，自己突然患病，心情也同病情一样沉重。“在急症室，我接到谢先生的一个电话。问了病情后，他幽默地说：人的大肠就像加速器里的波纹管，有很大余量，把损坏的那段除去掉就好了。”张闯说，先生的一席话把他说乐了，也正是这种乐观和豁达，帮助他顺利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程。
“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点不知道是很遗憾的。”谢先生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谢先生曾评价自己一生“只顾埋首拉车，拙于人事交往”。对于荣誉，他看得很轻，一些重要的荣誉奖章或证书，他可能很随意地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但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他说：“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
慢慢燃烧，更久地发光
高能所的同事周述说，谢先生付出了常人双倍的努力进行科研。他四十岁时，健康状况不佳，医生规定只能半日工作，但高能工程期间，他一直是投入全天工作。”
周述曾问，以他的身体条件，怎么能完成这么多工作？谢老回答：“我的身体好比一盏灯油较少的油灯，我可以将灯芯拧小点儿，慢慢点燃，也可以长久地发光。”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谢先生已是高龄，而科技攻关精神不减。
“他70岁左右，迅速开辟新领域，开展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研制。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艰苦创造条件，成功地建成了该装置。”周述介绍。
2000年后，谢先生更是老骥伏枥，提出了一个利用束调管同时作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高效加速器的创新性设想，他带着几个学生，在90高龄前将这一构思化为现实。
■ 对话
“奖金全捐给单位做科研”
昨晚，记者联系到谢家麟院士，谈获奖感受和对年轻科学家的期待。
新京报：您何时知道自己获奖，当时什么感受？
谢家麟：我是今天上午去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刚知道获奖的。很高兴啊。得奖了。另外，我也觉得自己很惭愧，没有特殊的优点和贡献，也是于心不安。我只是做了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贡献。
新京报：500万奖金打算怎么花？
谢家麟：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奖的分量有多大，还不知道有500万一说。（他的老伴在旁边补充，按照规定奖金的9/10是作为科研经费，一般奖励是给单位的，1/10是给个人。）给我50万的话，我也都捐了（单位）做科研用，这是应该的。现在什么都挺好的，不需要额外的钱。
新京报：您一周工作一天，其余时间都做些什么？
谢家麟：我喜欢平时在家读读书，看看报纸，了解一些世界大事，而每个星期一，一定是要去单位。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有年轻人找我有事；如果没事，看看信件、上网看看邮件。还得学习，要不然跟（高能）所里完全脱节了。
新京报：近年来院士选举时出现一些丑闻，你怎么看？
谢家麟：（丑闻）太不好了，院士荣誉本来是名至实归的事，需要真的是自己做工作，国家给你的荣誉，不求自然会给你的，不是你求就能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的品质有问题，绝对不应该谁追求就给，不追求就不给，要杜绝这种现象。
新京报：您对年轻的科学家有何建议，会不会觉得有些浮躁？
谢家麟：现在年轻科研人员，“现实问题”比较多，买房、结婚生子，不能说都浮躁。有的年轻人做学问转进去了，像“书呆子”，赶都赶不出来；有的对做学问没兴趣，认为只是踏脚板，找个工作而已，比较浮躁一些。工作一定要和兴趣相匹配，只要有了兴趣就不会浮躁。
做研究工作的最大动力就是强烈兴趣，书本知识加上实际经验就是创新基础，科研的敌人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科学王国大公无私，人的能力有高有低，成就有大有小，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努力，一分成果，这是永远如此的。
鼓励原创性研究，也要由小而大。我们要从体制上鼓励创新，不要满足于模仿，要先鼓励在小处突破，不能只注意诺贝尔奖那样高水平的工作。
——谢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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