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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年前的一天，一群身披兽皮的人，手持简陋的石器和原始的狩猎工具，来到了一个叫水洞沟的地方，他们狩猎、垦荒，点燃了水洞沟的文明之火。
四万年后的今天，水洞沟这个名字，宁夏人并不陌生，国内也有不少人知道。但是真正了解水洞沟的人并不多。水洞沟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出土文物也最丰富的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发现、发掘水洞沟的时间，也早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获中国科技奖最高奖的刘东生，在实地考察了水洞沟之后称，水洞沟考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文艺复兴。”
自1923年首次发掘以来，水洞沟已经迎接过五次正规的考古发掘了，但迄今为止，也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钟侃曾参加水洞沟第三次考古发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惠民研究员参加了第五次考古发掘。不久前，两位专家向介绍了水洞沟发掘的情况。
五次发掘：八十多年的考古之旅
水洞沟遗址位于黄河上游、宁夏灵武市境内，地处鄂尔多斯台地西南边缘，距银川尚不到20公里。水洞沟有一处20米高的断崖，断崖之下便是一条几十公里长的溪流，溪水长年不断，里面长满了芦苇、蒿草。
早在三四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定居了。水洞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跨越了新、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可以分为5个文化层。最上面的文化层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5900年左右。最下面的文化层属旧石器时代，距今约4万至1.5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北京猿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属同一系统，是细石器文化的源头之一，在史前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水洞沟遗址，是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和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23年偶然发现并开始首次发掘的。那次发掘，有关人员是以重量来统计出土石器的，总量约有700公斤。1959年，中苏专家联合进行更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时间虽然不足一个月，竟发现2000多件石器。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了一次大规模发掘，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也到过水洞沟。这次，考古专家在水洞沟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层，不仅发掘出土了8000多件石器，而且发现了动物化石。1980年，宁夏博物馆又进行第四次发掘，这几次发掘，共出土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砍砸器等石器1万件以上，发现野驴、野马、犀牛、转角羊、鬣狗、獐、狍等动物化石十余种，发现孢粉30多种。
2003年以来，也就是在距第一次考古发掘80年之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又进行第五次大规模，也是历时最长、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一直延续到2010年。
五个文化层：多重学术价值
第五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水洞沟发现了5个文化层：第一层出土了石制品和动物碎骨。第二层发现了火塘、灰烬、烧烤面和先民生活的痕迹，伴有石制品、装饰品和动物化石出土。这个文化层内容相当丰富，因而学术意义最重要。在这里，有好几处的泥土被烧成了红色，说明人类在此生活过很长时间。第三、第四、第五文化层中，也均有石制品出土。五个文化层的发现，弥补了前几次发掘文化层划分不很明确的缺憾。
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有数万件之多，包括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等多种。有些制作相当精美，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十分罕见，其中有些具有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的一般特征。
考古专家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将水洞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晚更新世早段，距今3.1—2.5万年，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层较厚、出土文物多，其文化面貌具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早期奥瑞那文化特征；晚更新世末段，以细石器为主流、并与锤击石片技术并存，说明当时磨制石器、琢打工具、骨器、间接用火等新兴技术已经产生和普及，人类的行为能力至此已有革命性的提升；早全新世阶段，距今0.87—0.59万年，这时，细石器已经很普及。而出土器物相对较少的状况，可能缘自居民数量的减少。
考古人员还测得了距今4.6万年以前的地层，并于地层中发现少量石制品，为寻找水洞沟早期文化提供了线索。
昔日水洞沟：古人类如何生活
今日的水洞沟，属于半干旱半荒漠区。但在五六千年至三四万年前，水洞沟附近不仅有丰沛的湖水，而且有茂盛的青草、灌木，还有数量较多的野生动物。钟侃向描述了当时人类生活的图景：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只能依靠自然，因此，哪里条件好他们就到哪里去，环境变了，难以生存了，他们就离开了。过一段时间，条件改善了，就又有人来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延续了两三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了明代，水洞沟附近又开始修筑长城，屯兵驻守。
早期的水洞沟人，是以捕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由于资源有限，水洞沟人群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据钟侃所说，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人，但不会超过百人，少的时候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即使到了后期，水洞沟人也不会很多，水洞沟遗址的灰烬不很厚、也不够密集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几个文化层的发现，则反映了当地气候条件的多次变化。
王惠民介绍，在第五次发掘中，考古专家首次论证并确认了水洞沟人间接用火、掌握“石烹法”的证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民对资源环境的高度认知、利用能力和因地制宜、机动灵活的生存方略，已从迁徙游动的狩猎、采集经济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农业经济。水洞沟人烧石烹煮食物、进而改善水质的创举，在文明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水洞沟人用火模式的转变，对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的研究都有重要启示。
钟侃向透露，他们曾在水洞沟遗址的上部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十几片陶片，虽然过于残碎很难辨清器形，但可以看清的是，它们是夹砂陶，很可能是一种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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