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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年前的一天,一群身披兽皮的人,手持简陋的石器和原始的狩猎工具,来到了一个叫水洞沟的地方,他们狩猎、垦荒,点燃了水洞沟的文明之火。

  四万年后的今天,水洞沟这个名字,宁夏人并不陌生,国内也有不少人知道。但是真正了解水洞沟的人并不多。水洞沟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出土文物也最丰富的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发现、发掘水洞沟的时间,也早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获中国科技奖最高奖的刘东生,在实地考察了水洞沟之后称,水洞沟考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文艺复兴。”

  自1923年首次发掘以来,水洞沟已经迎接过五次正规的考古发掘了,但迄今为止,也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钟侃曾参加水洞沟第三次考古发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惠民研究员参加了第五次考古发掘。不久前,两位专家向记者介绍了水洞沟发掘的情况。

  五次发掘:八十多年的考古之旅

  水洞沟遗址位于黄河上游、宁夏灵武市境内,地处鄂尔多斯台地西南边缘,距银川尚不到20公里。水洞沟有一处20米高的断崖,断崖之下便是一条几十公里长的溪流,溪水长年不断,里面长满了芦苇、蒿草。

  早在三四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定居了。水洞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跨越了新、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可以分为5个文化层。最上面的文化层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5900年左右。最下面的文化层属旧石器时代,距今约4万至1.5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北京猿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属同一系统,是细石器文化的源头之一,在史前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水洞沟遗址,是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和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23年偶然发现并开始首次发掘的。那次发掘,有关人员是以重量来统计出土石器的,总量约有700公斤。1959年,中苏专家联合进行更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时间虽然不足一个月,竟发现2000多件石器。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了一次大规模发掘,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也到过水洞沟。这次,考古专家在水洞沟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层,不仅发掘出土了8000多件石器,而且发现了动物化石。1980年,宁夏博物馆又进行第四次发掘,这几次发掘,共出土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砍砸器等石器1万件以上,发现野驴、野马、犀牛、转角羊、鬣狗、獐、狍等动物化石十余种,发现孢粉30多种。

  2003年以来,也就是在距第一次考古发掘80年之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又进行第五次大规模,也是历时最长、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一直延续到2010年。

  五个文化层:多重学术价值

  第五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水洞沟发现了5个文化层:第一层出土了石制品和动物碎骨。第二层发现了火塘、灰烬、烧烤面和先民生活的痕迹,伴有石制品、装饰品和动物化石出土。这个文化层内容相当丰富,因而学术意义最重要。在这里,有好几处的泥土被烧成了红色,说明人类在此生活过很长时间。第三、第四、第五文化层中,也均有石制品出土。五个文化层的发现,弥补了前几次发掘文化层划分不很明确的缺憾。

  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有数万件之多,包括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等多种。有些制作相当精美,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十分罕见,其中有些具有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的一般特征。


考古专家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将水洞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晚更新世早段,距今3.1—2.5万年,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层较厚、出土文物多,其文化面貌具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早期奥瑞那文化特征;晚更新世末段,以细石器为主流、并与锤击石片技术并存,说明当时磨制石器、琢打工具、骨器、间接用火等新兴技术已经产生和普及,人类的行为能力至此已有革命性的提升;早全新世阶段,距今0.87—0.59万年,这时,细石器已经很普及。而出土器物相对较少的状况,可能缘自居民数量的减少。

  考古人员还测得了距今4.6万年以前的地层,并于地层中发现少量石制品,为寻找水洞沟早期文化提供了线索。

  昔日水洞沟:古人类如何生活

  今日的水洞沟,属于半干旱半荒漠区。但在五六千年至三四万年前,水洞沟附近不仅有丰沛的湖水,而且有茂盛的青草、灌木,还有数量较多的野生动物。钟侃向记者描述了当时人类生活的图景: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只能依靠自然,因此,哪里条件好他们就到哪里去,环境变了,难以生存了,他们就离开了。过一段时间,条件改善了,就又有人来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延续了两三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了明代,水洞沟附近又开始修筑长城,屯兵驻守。

  早期的水洞沟人,是以捕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由于资源有限,水洞沟人群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据钟侃所说,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人,但不会超过百人,少的时候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即使到了后期,水洞沟人也不会很多,水洞沟遗址的灰烬不很厚、也不够密集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几个文化层的发现,则反映了当地气候条件的多次变化。

  王惠民介绍,在第五次发掘中,考古专家首次论证并确认了水洞沟人间接用火、掌握“石烹法”的证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民对资源环境的高度认知、利用能力和因地制宜、机动灵活的生存方略,已从迁徙游动的狩猎、采集经济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农业经济。水洞沟人烧石烹煮食物、进而改善水质的创举,在文明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水洞沟人用火模式的转变,对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的研究都有重要启示。

  钟侃向记者透露,他们曾在水洞沟遗址的上部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十几片陶片,虽然过于残碎很难辨清器形,但可以看清的是,它们是夹砂陶,很可能是一种炊具。

  水洞沟人的来历:是土著居民,还是来自西方?

  水洞沟出土的石器是如何加工的?具有哪些技术特点?

  在欧洲,旧石器加工最为人知的是莫斯特技术和奥瑞那技术。令人惊奇的是,远隔千山万水的水洞沟的有些石器也应用了这些技术。有学者因此将水洞沟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代名词,认为水洞沟人来自西方。

  海外有学者根据水洞沟出土石器的特点,将它与欧洲出土的石器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进而认为水洞沟文化源自西方。而国内有学者认为,水洞沟文化应是本土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水洞沟文化具有西方文化特征。水洞沟人到底是西方来客,还是当地“土著居民”?至今难下定论。

  在水洞沟,不但发现了具有典型欧洲莫斯特文化、早期奥瑞那文化特征的石器,也出土了具有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特征的石器,有的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特征,磨制石器、琢打石器、磨制骨器和间接用火等新兴技术,在水洞沟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开始普及了。

  在第五次发掘过程中,专业人员在深入研究了水洞沟石器的“西方技术”的同时,又发现并研究了它们多样性的特点。研究发现:在水洞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文化主流,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模式常常共存。在不同阶段,不同的主流文化此消彼长,而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环境的变化、人类行为能力的提高和技术形态的创新。

  钟侃告诉记者,虽然经过多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只在很多年前发现过一块距今2万年左右的人类顶骨,且已相当残破了。虽然如此,考古专家依据现有材料还是可以推断当时人类的生活状况。钟侃介绍,由于当时生存条件差、生活艰苦,人们的寿命都不长,在14岁以下的约占30%至40%,能活到50岁以上的,可能连10%都不到。水洞沟人究竟长得什么样?水洞沟人来自何方?水洞沟人去了哪里?这些都还是未解之谜,或许下次发掘会找到答案。

责任编辑: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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