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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单颖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中华民族最久远绵长的根不在城市中,而是深深扎根在古村里。中国最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和总合是古村落。”

  然而,由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蕴含的极大商机、政绩,古村落的消亡近年来进入了高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不到3000个。

  不久前,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暨村落保护论坛在江西省吉安召开。据悉,江西省共有2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位列全国第五。而古称“庐陵”的吉安,由于多鸿儒巨宦、达官富贾,造就了一批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且积淀深厚的古村落。专家们认为,古村落保护包含整体空间形态、传统街巷格局、建筑风格、古文化遗址、古建筑物、古树名木以及地方特色方言、戏曲、传统工艺、民风民俗等。在考察了蜀口、钓源、富田、陂下、渼陂、燕坊等古村后,专家们在对吉安古村落群保护力度赞赏之余,也真切感受到了岁月流逝、观念变迁、“空心化”对古村落的侵蚀。

  “古村落最终是要消亡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它‘延年益寿’。”江西省政协委员刘屹烈说。而如何“延年益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万建中认为:“保护古村落,关键是要让居民住在古村里,居住在那里才是最好的保护!”

  谈及古村落的保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曾感叹:“比保护故宫还难!”这么说,一是因为故宫的价值众所周知,但“乡土民居”的价值有多少人关心过?二是因为现代文明生活与保护古村落之间的矛盾。

  年久失修的破败、“修旧不如旧”的尴尬、“向钱看”的意识……吉安的古村落,同样面对着这些困境。

  “空心化”加速古村落颓败

  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

  出于战时迁徙或避世的初衷,先祖们选址往往中意偏僻之处、险要之所,导致古村近现代交通多欠发达,与外界沟通有限。也正因如此,古村多未参与上世纪初的工业大发展,从而保留了典型的农业时代生产生活模式。但在上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旧生产关系的瓦解,带给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认为:“正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大批古村落被发现。”

  当这些被誉为“中国第三建筑体系”的乡土体系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专家们喜忧参半——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多保持完好,而一些无人之所的墙体裂缝居然可塞进一个拳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万建中指出,“古人‘生命常新’的观念,使中国的古建筑与西方大理石、花岗岩建筑截然不同,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就是为了‘推倒重建’方便。吉安古民居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楼房,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

  除了自然因素,“空心化”也是古村落逐渐败落的重要原因。一幢幢挂满蛛丝的房院、一丛丛茂密的青草,无不宣告这些院落的主人早已远走他乡。村里的留守人员,往往是妇女、老人与幼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加速了村落的颓败和老房子的倒塌。”

  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新旧观念差异是对古村保护造成压力的原因之一。老建筑需要原样保护,但由于老建筑本身的限制,很难添置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村民生活条件难以改善。正如楼庆西所担心的,“他们通过电视、网络和外出打工,了解到现代生活应该是白瓷砖、水泥地和沙发。考虑到通风,他们会把精美的窗花去掉;考虑到美观,他们会把木墙拆除;考虑到更好地改善居住条件,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拆掉重建……”

  对此,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罗杨建议:“可以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让村民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比如在古村建先进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厕所、畅通网络等,对解决当前古村‘空心化’、留住原住民将起到积极作用。”

  “疏堵结合”保全了古色古香

  “堵”就是规定在古村内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则是新规划一片区域建房。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这样走运

  在春夏之交草木花香的氤氲中,漫步宗祠老屋之间,阅览楹联匾额,细瞧古床花轿,仿若置身古代社会。钓源,这座拥有1100多年建村史、尊欧阳修为宗的的古村,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AAA级景区。村中,“文行忠信”的牌匾至今高悬,树龄近千年的4株古柏依然镇守着村祠“忠节第”,7口被喻作“七星伴月”的水塘还在诉说“水向西流”的密语,前窄后宽的巷子串联起150余幢明清老屋。鸟瞰钓源,方能理解如此布局,皆是合了古代阴阳八卦之说,更应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令人感慨的是,无论是民宅还是商铺,无论内部构造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钓源的建筑都是古物。

  “新房都建在那儿,我家就是中间那栋。”村民欧阳来祥指向村外一片“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坡屋顶”风格的新建筑,“楼盖成啥样,村里关照得可仔细了,外观必须跟古村的一样!”为了不破坏古村的美感、留存祖先选址布局的智慧,吉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黎生告诉记者,村里采取了“疏堵结合”的办法:“‘堵’就是规定在古村内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则是新规划一片区域,专门解决农民的建房问题。”看来,正是有了规划先行,才使得钓源古建筑保存完好率在90%以上,保全了这份古色古香。

  拥有“二七会议遗址”、“毛泽东故居”等革命旧址的红色殿堂渼陂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如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AAAA级旅游景区,仍存有较为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古祠堂5座、古书院4座、古庙宇1座、古楼阁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村民王彩凤告诉记者,渼陂村民的新房都建在古村外的山上,自家老房若有损坏要修复,“都要报告村里”。

  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这样走运。除了钓源、渼陂,陂下、燕坊的古建筑整体保存相对完整也颇具规模,蜀口、富田村中随处可见的新建筑,却与古村情调格格不入。朱黎生说:“一方面各村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致使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规划资金有限,一个古村的规划就需要8万到10万元。”

  规划新房区,是为了保留老建筑。但老建筑的保护,同样存在资金问题。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房屋产权人是保护的责任人,如果责任人无力维修,政府有责任对文物进行抢修,然后向责任人结算维修费用。村民王宝珍算过一笔账,修缮自家老屋就要十几万元,尽管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如此巨大的花费,还是让她这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不见了”的村民望而却步。

  科学保护不能缺了专家

  古村落的维护主要靠当地人,可以请“熟悉当地文化、对文化保护有热情的一群人”作为专家指导古村保护

  “有族必有祠,无庙不成村”。在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最出名的就是大规模、密集型且具有特色的祠堂建筑群落。为保存这些文化遗产,“修旧如旧”的“时尚风”也刮到了这片古村。在一处号称“修旧如旧”的清朝祠堂大门前,建筑上配的却全是简体字。“所以,古村修缮怎能不请专家把关呢?”江西省民协副主席邹农耕反问。

  邹农耕深感,专家的缺位,导致这类啼笑皆非的事屡屡发生。在陂下村朝天门广场看“喊船”民俗表演时,他已冷汗涔涔:“村民仪仗队员手中举着的锡器,是宋仁宗所赐的千年历史銮架,他们怎么把文物都拿出来了!”近20分钟的表演,邹农耕一直提心吊胆,“如果有专家指导,一定会要求拿复制品来表演,把真品送去市里的博物馆”。而这45件“道具”让邹农耕担心的,不只是怕在演出过程中磕磕碰碰有所损坏,更怕为文物贩子所觊觎。“近20年来古董市场的开放,让古村落的保护也在跟文物贩子赛跑。这些东西的价值只要被点破,肯定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专家”从哪里来?邹农耕认为,由于古村落的维护主要靠“熟悉当地文化、对文化保护有热情的一群人”,因此他建议“培养当地乡一级、镇一级的文化干部,在村民中带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也认为:“古村落保护涉及传统文化和古建筑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相应的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做背景,所以古村可以加强同高校的合作,以寻求专业的指导。”

  祁嘉华指出:“‘修旧如旧’也有成功的。”在政府斥资建造、专家参与的吉安庐陵文化生态公园中,充满了庐陵风格的仿古建筑,也置入了不少从古村中收来的楹联、匾额、花轿等文物。曾多次采访庐陵文化园筹备过程的《井冈山报》记者严爱群指着一处墙体对记者说:“新墙中嵌着的那块老墙,就是从村民推倒的老宅中‘捡’来的老古董。这里很多仿古建筑中都有真文物,让‘修旧如旧’更有参考模板。”她感到,“文化园极力仿古,就是希望以此把祖先的智慧产物保留下来,至少把外观保留下来,供后人观瞻。”

  为了让专家指导“有本可依”,邹农耕还提议村民开展古村文字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工作。这一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也颇为认同,他建议整理古村落的文献历史,做村民口述史,“详细了解每一处窗雕、楹联的文化含义,使那些保存完好的祠堂、老屋都更加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而口述史的建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千村一面”乱象的产生。

  “缺的不是钱,而是心”

  在一些古村,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专家指出,要树立村民的自豪感,让他们进行“不是政府强制,而是有‘文化自觉’的保护”

  “骑马吗?5块钱拍张照,10块钱骑一圈!”在渼陂古村门口,一个牵着马的老村民忙不迭地殷勤叫卖。

  作为最早发展起来的吉安古村落,渼陂村的村民经济意识可谓“遥遥领先”。在别的村落则完全不同:开发不久的蜀口古村,采茶归来的村民肖美绣,会顺手抓一把自家炒的瓜子塞到游客手中;在钓源,为了支持古村搞旅游,村民段巧莲自家建在村口的老宅和土地全没了,却“没拿过村里一分钱”;在陂下,村民王宝珍浑然不知“农家乐”还要收费,“老房子不常住,你们想在那儿歇一宿,我给你们开门,这哪能要钱呐!”

  渼陂村村委会副主任梁世新与专家交谈时,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渼陂开发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缺钱!”“古建筑保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没钱!”“为什么村民愿意选你当村长?”“竞选时我说,会尽力增加大家的收入”……

  对上述言论,中国民间文艺家研究所副所长王锦强颇为不满:“以前村民比现在更缺钱,为什么他们就能心甘情愿地好好保护古村呢?所以,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心!”说起江南古镇商业开发的成功,王锦强并不以为然:“那些是镇,镇是商业化的产物,本就靠经济头脑。而这里是村,村是有人情味的,是靠血缘维系的,是有宗族骄傲感的。”陶立璠也认为,古村的保护可以依靠宗族力量。鉴于“古村保护最有资格的不是学者,而是村落的开发者和继承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村民的自豪感,让他们进行“不是政府强制,而是有‘文化自觉’的保护”。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梁洪生感到:“不能用城里人的眼光去看乡村。古村村民如果不能享受先进科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是没法真心保护村落的。”蜀口古村隶属的吉安市泰和县县长李军也指出,古村落的保护必须与村民在多项认识上达成一致,尤其是利益上达成一致。

  如何让村民获益?在不少专家看来,开发旅游业是第一选择。祁嘉华认为,吉安古村具备“红”、“古”、“绿”特色,开发空间很大,若能让更多游客前来游览,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得益的村民便会愿意参与到古村保护工作中来。原渼陂古村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江西省政协委员刘屹烈却深知古村旅游的开发不易,“整个江西旅游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只有旅游‘点’,却不能像江南那样形成旅游‘区’”,而制约的难点恰恰也是古村落能留存至今的“秘诀”——交通不便。

  为此,万建中提出了一个看似激进的办法:“请政府按人头建立补贴机制,给村民发工资。若要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古村落,就要让居住在古村落的村民衣食无忧。因为这些村民不仅是生活在这些村落里,他们也在工作着,他们是以生活的方式保护着古村落。”

  (本版文章中部分村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