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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相当长时期内,谁也不知道《诗经》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何以认定《诗经》篇目源自房县呢?房县人认为,这与《诗经》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成书过程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中叶,期间绵延约600年。书中所收诗歌最初需配乐、配舞,诗、乐、舞结合。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和舞蹈失传,仅存歌词部分。

  西汉时,《诗》被尊为儒家经典,位居“四书五经”之首,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也有学者认为正式使用《诗经》应起于南宋初年)。

  孔子对《诗经》有高度评价。据《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读《诗经》可以激发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孔子还以“不学诗(《诗经》),无以言”来教导自己的儿子鲤要学习《诗经》。

  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夏传才曾指出,《诗经》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也是东亚汉字圈内各国共同的经典。《诗经》广泛传播于全世界,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杰作。

  那么,伟大的《诗经》与远在鄂西北山区的房县究竟有着何种渊源?《诗经》中的原诗词真的是从这里起源,进而成为经典并源远流长的吗?

  天子“采诗” 以闻天下

  关于《诗经》的编纂和成书目前有多种说法:一为孔子删诗而成《诗三百》,二为民间采诗,三为诸侯百官献诗。

  “孔子删诗”说源自《史记·孔子世家》,其上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目前此说已被学界推翻。依据有三:一是《史记》所载“孔子删诗”是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那时孔子已年近七十,而孔子早在青年时期已有《诗三百》的论述;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那时宫廷礼乐已能演奏完整的《诗经》,而其时孔子只有八岁;三是周代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往来,往往赋《诗》言志。

  关于“采诗说”与“献诗说”,文献亦有相关记载。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战国公羊高编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下。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百姓提供的各地诗歌称为“采诗”。在周朝,各诸侯国也有义务为天子“献诗”。

  春秋鲁国人左丘明编撰的国别史著作《国语·周语》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宋代学者朱熹研究《诗经》的著作《诗集传》中载:“是以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宫,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房县有个周太师尹吉甫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谁也不知道这些《诗经》民歌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那么,何以认定《诗经》篇目源自房县呢?房县人认为,这与《诗经》编纂者之一的周朝太师尹吉甫有密切关系。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指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讲的是宋国大夫正考父向周朝太师献“商之名颂”即《商颂》。有学者分析,如今我们看到的《诗经》中的五篇《商颂》,很可能是周太师在宋国献上的十二篇目基础上删减而成。

  这个周太师就是周代三朝元老——太师尹吉甫。

  《辞海》记载:尹吉甫,周房陵(今房县)人,(周)宣王臣。《房县志》载:周宣王封尹吉甫为太师,食邑(封地)于房(房县)。尹吉甫舍,(房县)县南去庐陵王城一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旧志》、《广舆记》、《万历郧阳府志》中都称尹吉甫为房县人。

  文献记载,周宣王五年(前823),北方少数民族猃狁侵犯今陕西径阳西北地区。周宣王命尹吉甫为大将,前去讨伐,大获全胜。周宣王感叹:“纬武经文,内安外攘。舍吉甫更莫与竞。”更称赞:“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宣王时,尹吉甫为太师(即宫廷乐官),幽王时升任大师,位居周代“三公”之首,并兼任太子师傅。后来,幽王受奸臣挑唆,处死尹吉甫。

  据《万里郧阳府志》记载:“周之尹吉甫,房陵人,卒葬于房之青峰山。今碑文在焉。”

  房县文化体育局工作人员张华田告诉记者,房县确实有尹吉甫墓,而且不止一处。相传,尹吉甫死后,周幽王幡然醒悟,知道吉甫实为冤死,便用黄金铸造金头予以陪葬。为防止墓葬被盗,尹氏家族以12副棺椁同时出殡,分别葬于房县青峰山、万峰山等12处。因此,房县尹吉甫之墓一直有12疑冢的说法。现在,考古工作者已在房县青峰镇的青峰山,万峪乡的老人坪、白鱼河,沙河乡的峪坪河,房县城南凤凰山等地发现了尹吉甫的疑冢。

  除了墓葬,房县至今还有尹吉甫家庙及后人为纪念尹吉甫所修的宝堂寺。宝堂寺又名石佛寺,位于房县城东70公里处的榔口乡(现已改为尹吉甫镇)白鱼河村万峰山上。据《房县志》记载,该寺建于明朝正德十一年,是当时房陵知县胡壁与尹氏后裔为纪念尹吉甫所建。

  记者在张华田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映入视线的是一处以数根木柱支撑的茅草亭子,上书“尹吉甫碑亭”五个金色大字。亭子下,巨大岩石铺就的地基隐隐可见。张华田说,这便是宝堂寺原来的基座。亭下有一左一右两块风化较为严重的石碑。一块为《万峰山宝堂寺立碑记》,碑上文字:“夫青峰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佳城馀地之胜概也……自山西而至此,久隐山房,旁观四野……”碑文显示,尹吉甫受到排斥,从山西回到房县后隐居此地。另一块为《万峰山宝堂寺建造记》,有碑文“寺自汉明帝”,表明宝堂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

  茅亭的后面是一处宫殿式石质仿木结构建筑,依山势凿空山体建成,分上下两殿。张华田介绍说,该庙建造于何时,无文献明确记载。从房县走出的周朝太师,在百姓眼里就是天大的官。因此,百姓也称该庙为“天官庙”。

  记者进入该庙下殿,只见石殿大门多以方石嵌制,两侧各置一石窗。殿内有神台,台中央为石制雕像,像身右侧底部有文字“大明正德五年”。与一般的寺庙不同,这个雕塑并非佛像,带有明显的官员气质。张华田说,该石像可能是尹吉甫像。

  尹吉甫或将房县民歌收入《诗经》

  《诗经》虽然作者不详,但保留着尹吉甫的珍贵“痕迹”。

  《诗经·大雅·烝民》记载:“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是尹吉甫为送别仲山甫所作。此外,还有《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为尹吉甫送别申伯而写。

  文韬武略的尹吉甫作为周朝掌管宫乐的太师,不仅自己作《诗经》,还有权编纂各地所采集诗词及所献诗词。

  《诗经》收录有15国风,开头两部分为“周南”和“召南”,也称“二南”。“周南”即周公姬旦所居东都洛阳之南;“召南”即召公姬大所居“陕之东”西都镐京(今西安市西南)之南。房县研究者认为,从地理位置上分析,房县处于“二南”地域范围内。

  房县民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关雎鸠》属《诗经·周南》,也是《诗经》的开篇之作。房县民歌手张口就来的《桃夭》、《鹊巢》等多是《诗经·周南》和《诗经·召南》的篇目。

  《关关雎鸠》为何能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召南”和“周南”是模糊的地域概念,何以能鹤立其他13国风之上,位居整部《诗经》之首?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尹吉甫有极大关系。

  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一书中指出:“二南”便是东迁后的楚诗,可以谓之“楚风”。可见“二南”与楚地有极深的关系。

  但上述推断只是基于现有资料的推测,尚未得到文献记载佐证。如果推测最终成立,房县的《诗经》文化将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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