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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最后,录一则他饮酒的趣事。《履常斋石刻》一则不知致何人的书简云:“前日饮酒殊欢,遂至过量,醉中不能相别,还家遽已颓然。小儿生六七岁者,未识乃翁醉,皆惊呼戏笑之。凌晨食肝生,颇觉当年情味犹在,但老不任酒力矣。”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5月6日B07版 作者:陈尚君 原题为:关于新发现的欧阳修佚简

  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东英寿教授,在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宋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中发现中国传本没有的九十六封佚简,在不久前的日本中国学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以《欧阳修书信现东瀛》为题作了报道,新华网11月15日也以《国宝级文物欧阳修九十六封书信现日本》为题予以介绍。东英寿介绍研究论文及全部佚简,经陈翀博士翻译,已在2012年第一期的《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我认为其可靠性无可置疑,且对欧阳修与宋代政治、文学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乃就初读的感受略申所见。

  原件均署收信人的最高官职。为适应一般读者阅读,本文一律径称姓名,且不加书名号,以免冗漫。

  欧阳修佚简的发现和鉴别

  欧阳修平生交游广泛,来往信件数量巨大。他晚年自编《居士集》,书信仅存八封。后人续编《居士外集》,收录四十七件。是皆选择最重要者。其后续编《书简》十卷,收四百五十三则。南宋中期周必大在庐陵邀集乡贤编次欧阳修除正史和《诗本义》以外的所有著作,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八卷,历代通行。天理图书馆存宋本欧集,早经著录,学者也颇有知闻,一般认为就是周编欧集的善本。

  东英寿教授在仔细比读存世的几个宋本欧集后,发现元明以后通行欧集源自周必大所编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藏宋本则为第一次增补本,前者所收书简,较初刻增加十九篇,而天理本则为更后的增补本,较国图本又增九十六篇。由于该本流传较少,未为元明后刻本继承,而天理本在日本被定为国宝,很少为学者所知,因而长期湮没不闻。其实同一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藏残本,书简十卷仅存四卷,佚简有三十六篇,可惜一直未被重视。

  这批佚简在周本《书简》十卷中,凡原书有收信人者,皆存于该卷之后,故各卷多寡不一。如卷二增三十九件,卷九增二十二件,卷五增十四件,卷八增十二件,而卷四、卷六仅增一件,卷一则未有增补。而新增各简下,都说明佚简来源。如与吕公著三十一帖,来自公著元孙伯寿;与孙元规四简,引汪逵说来自外家;与韩维、丁元珍、陆经帖说真迹在汪逵家,与韩绛帖注真迹藏吕家;与王素帖,真迹在三衢范侍读家。还有不少来自石刻,所引有《履常斋石刻》、《荣今堂石刻》、《豫章卷雨楼续帖》、江西运司石刻等。因此,这批佚简的真实可靠没有问题。文学史上一流大家有如此诸多的佚文发现,确实难能可贵。

  与范仲淹关系的新史料

  范仲淹景祐间因言事贬谪,欧阳修时为馆阁校勘,不负言责,但起而直言,坐贬夷陵。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念及欧阳修的奥援,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拒绝了,并告诉梅尧臣,范“直以见召掌笺奏”而不去,是为二人最初之隔膜。庆历新政间,欧阳修建议时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与参知政事王举正职务对调,使范归朝主持改革。但范在遭遇挫折后主动请辞,导致追随者多遭累贬逐,欧、梅颇有不满。朱东润先生曾评价范仲淹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尧臣、欧阳修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为再次隔膜。这些矛盾在范去世后爆发。欧阳修撰范神道碑,有这样一段:“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引起欧与范仲淹子范纯仁等剧烈的冲突。现在一般认为吕夷简是保守派的领袖,范即因他而被贬。其实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范西行经洛阳曾专程看望吕,吕对其举措得失颇有指点。吕家保存范《上吕相公书》,南宋时由吕祖谦收入《宋文鉴》。信中范特别提到唐代郭子仪与李光弼“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以比况二人为国家利益可以弃前嫌而合作,正可以为上引碑中的这段话作注脚。

  佚简中所收与吕夷简子吕公著书信达三十一封之多,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显示欧与吕家关系之密切。在与孙元规的佚简中,欧阳修谈到听闻范病危时的感慨:“哀苦中,又闻希文病,病势不好,元料恐难起。希文材行高,忌嫉众,若非圣君仁明,朝家以忠厚为治,不能保此始终。今年过六十,官爵不卑,于希文不少,所惜用于时者,万不伸一,为国家惜耳。”“保此始终”,正是范上吕书“今擢处方面,非朝廷委曲照临,则败辱久矣”的意思。而“材行高,忌嫉众”,指范有能力但得罪人也多。欧感慨他虽亦至参政,官职不卑,但平生抱负未能施展,总是国家的遗憾。

  在致同人的另一简中,欧阳修提到范临终前的遗言:“范公平生磊落,其终也昏迷,盖病之然。如公所示,其心未必不分明也。只是治命与母坟同域,此理似未安,如何?虽不可移,亦须思虑,后事皆托明公矣。”范仲淹临终遗言要求与母亲同坟域而葬,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似乎欧阳修也不至于虚构事实。欧在范碑中讲到范的家世:“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其父范墉早卒,母谢氏再嫁朱氏,仲淹也随母冒姓朱,直到二十三岁始知家世真相,于是发愤以求自立。至二十八岁进士及第后,方改姓归宗,并接母侍奉。有关情况,司马光在《涑水记闻》、梅尧臣在《碧云騢》中都有详细记载。范仲淹临终前想到母亲,希望去世后仍能随侍在母亲身边,正是他孤儿失怙,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感情归依,是最真实的流露。虽然欧阳修受限于世俗礼数的规定,认为是他临终昏迷之言,难以遵从。但留下的这段记录,则极其珍贵。刘永翔教授告,现知范墓即与其母墓相邻。

  范碑是欧阳修最用心撰写的文字。他在母忧服除后即黾勉撰文,累年方竣,初稿后请韩琦多处修改而定稿。但主持范后事的富弼先致不满,认为没有“使为恶者稍知戒”,“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所作范墓志,欧阳修认为“嫉恶之心胜”(《与渑池徐宰无党》),范纯仁更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墨庄漫录》卷八),在刊碑上石时坚持将欧文中的前引一节文字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