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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生态小区第一任业委会主任高继祥和妻子王翠兰曾换上了电马桶继续使用旱厕，但坚持两个月后也开始改用冲水式马桶。
小区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可以清晰见到旱厕改冲水式厕所的痕迹。
一个废弃的干式马桶。曾作为生态小区最大标志的干式马桶在挣扎3年后被彻底逐出了小区居民的生活。
生态站的二层小楼曾经是管理小区的中枢。
全世界大概有500万人在用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生态旱厕，鄂尔多斯大兴生态小区是其350个不同的项目中，规模和投资最大的一个城市社区。
然而，这个全球最大的生态旱厕小区在运行3年后悄然消失。
“大兴生态小区”正门外的巨幅牌匾已撤换为“文明城市”的广告牌，小区超市旁的“中国-瑞典生态卫生城镇项目”展示大厅也被新修的木栅栏遮挡了视线，玻璃大门紧锁，里面空空如也。小广场旁的粪便收集设备间的玻璃尽毁，标识也被涂鸦覆盖。所有和生态小区相关的记忆似乎都被赶到了铁丝网圈围起来的角落里去了。
除了一个守大门的老头，小区的西头变成了一片无人区。跨过铁丝网就是一片白色的干式马桶的海洋，它们以各种姿态倾覆着，像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马桶海洋簇拥着曾经是管理小区的中枢———生态站办公的二层小楼，更加显得它孤零零地。旁边的固体垃圾管理站、有机垃圾堆肥间、污水处理站都已经关闭，它们环绕着的一小片菜地，也因为种植它们的老人得了肺癌而荒疏了。一大片景观池的一侧，堆满了蓝色的粪桶和垃圾分类桶。
自2009年生态小区拆除了尿粪分离的马桶，换回水冲式马桶，并改装了整个粪便和污水处理的系统后，铁丝网就隔开了两个世界。作为生态小区最大标志的干式马桶被逐出了小区居民的生活，彻底败北。
疯狂的马桶
臭味弥漫，妇科病担忧，爬出的蛆虫……它所制造的麻烦一个接一个
闫建平是个律师，也是大兴生态小区现任业委会主任。2006年到2009年与干式马桶相伴的日子，回忆起来没有一丝北欧式生活的美好，一家人反倒像是被这个马桶绑架了，内心是无尽的痛苦。
2006年，嫌市区房子太贵的拆迁户闫建平听说了大兴生态小区，2003年以低于市场价800元/平米开盘的楼盘，这一年售价已经翻了一倍，“紧俏得很”。那时小区里的生态站已经建成了，闫建平绕着小区转了一圈，觉得小区的绿化、道路、公摊面积都十分理想，价格又便宜，生态环保的概念还让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时尚感，“反正人家瑞典人搞的东西不会错”。
2006年3月8日，闫建平付出143800元买下一套两居室，当年7月1日入住。随后围绕着马桶的疯狂生活就开始了。
闫建平的记忆里，卫生间的白炽灯让纯白的新式马桶反射出荧光，揭开马桶盖子的一刹那，他常常有走进实验室的错觉。眼前这个陌生的怪东西让他每一次如厕都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尴尬，一点点消磨掉他对这个新房子带来的美好生活的自信心。
这个生态马桶由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设计，由中国潮州的一个厂家生产，造价每个七八百元。它和普通马桶的区别在于设计了小便斗和大便斗，小便时要对准马桶前部的小便斗，尿液通过单独的管道进入地下储尿池；大便时一坐下，倒扣的便斗碗就会翻转过来，再拉一下马桶右侧的伸缩杆，碗里就会铺上一层细细的锯末，大便完之后一起身，便斗碗就自动把大便和锯末通过粪管翻转直落入地下室的储粪桶，一个月会有工人来倾倒粪桶两到三次。
小便、大便都不用水冲，普通马桶储水的水箱里，这个生态马桶里储的是满满的锯末。这些锯末是闫建平和妻子按一个月10袋的配额从生态站领回来的，它们的作用是节水、除臭和让大便尽快变成有机肥。地下室里的抽风机，24小时不停地从粪管里抽风排向屋顶，用来除臭。这一切的前提是住户们不能向便斗碗里倒水。
闫建平和妻子、孩子无法对这个马桶产生好感的最主要原因，是自房子装修开始，它就成为臭味之源。氨气味弥漫在家里，有时一推开卫生间的门，臭味熏眼。“在家里吃饭没胃口，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都是负担。”
于是，闫建平一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姐姐家吃饭，丈母娘、小舅子等亲戚也不愿来做客。2006年到2009年，他们家一共花了100元的水费，消耗了两袋大米，平时喝的都是纯净水。
“胡师傅不粘锅”。有的小区居民在家里呆不住，出门见面就聊家里的那个臭马桶，他们用这句广告语来嘲讽便斗碗的设计，说得多了，闫建平有时觉得也是在嘲讽自己。
因为需要不停翻转，小区里的马桶的便斗碗开始大量损坏，2007年闫建平家改换了插板式的马桶，但臭味的问题仍没有改善。
2007年的冬天，因为小区居民反映的臭味问题，地下室的抽风机加大了功率，加上冬天门窗紧闭，闫建平每次坐在冷飕飕的马桶上的时候，就清晰地感觉到屋里的热气在被抽空。有两次晚上睡觉，他突然感觉呼吸困难，打开窗把头探出去，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
他需要精细地保持家人心理承受力的平衡，开窗冻得不行，不开窗又臭得不行，妥协的结果是家里点上香，再把窗户开上一条缝。
前业委会主任高继祥的妻子王翠兰，奇怪地发现这个旱厕所引发的漩涡，近乎把家庭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变成了一个风暴眼，而她们这些家庭主妇们，则变成了伺候马桶们的女主人。在她们用夸张的语言描述这一切的时候，自己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不过在2004年到2009年与生态马桶相伴的日子里，高继祥一家是笑不出来的。他的儿子每天下班一踏进小区，“熟悉的臭味就像踏进了一座公共厕所”，进了家门，饭桌时不时会挪到阳台上，在那里才吃得下晚饭。
旱马桶使用的锯末，让王翠兰和小区里的女人们又多了一样心事：坐便时腾起的锯末粉尘让一些女人感到阴道瘙痒，她们在小区里窃窃私语传播着这些小道消息，商量着是否需要去采摘一些柳树的叶子煮水来治疗妇科病。
让家庭主妇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卫生间里开始爬出蛆虫。王翠兰在拇指和食指间留下半寸的长度，“灰白的，就是小时候在茅厕见过的那种，慢慢从马桶的粪管爬上来，甚至爬出卫生间朝餐桌的方向挺进”。家里的蟑螂也开始多了，王翠兰曾经一次买了300元钱的药撒在家里杀灭它们。
楼底像是有一只怪兽，它所制造的麻烦一个接一个。夜晚抽风机发出的巨大声响格外清晰，让闫建平感觉像是这个怪物拿着大喇叭搞的一场恶作剧。于是从2007年3月开始，搬进生态小区还没满一年，闫建平开始卖房。
他先是在小区周边贴了很多售房广告，后来又在一张报纸上打了一个星期的广告，没有一个人跟他联系。“那时很多二手房卖房的信息都是大兴生态小区的，没有人敢买这里的房子。”
早期的生态小区房顶是蓝的，墙体是白的，“因为小区臭气熏天霉运不断，被市民传为‘纸火城’，扫墓的那种纸火”，闫建平见了熟人都不敢说自己住在这个小区，怕被别人笑话。
寒冬的失控
又是一个冷冬，房子里又臭得呆不住人了，小区里的住户们终于感觉忍耐到了极限
2007年生态大会之后，鄂尔多斯迎来了10年来最冷的一个寒冬。王翠兰记得那时连续下了三四天的大雪，雪层堆积起来有一米厚。
就在那几天，生态站站长卢占荣手边的报修电话快被打爆了。接近零下30℃的气温中，朝往屋顶的通风口的水蒸气结晶形成冰霜堵塞了气流，加上冬天尿斗结晶，底下尿井里的尿遇冷收缩，产生的氨气排不出去，倒灌进居民家里，卢占荣去这些住户家里查看时，臭气熏得人要流泪。
王翠兰、高继祥的家在四楼顶楼，有一个平台可以走近通风管。他们每天烧一壶开水，从通风管的顶部浇下去，每次都“轰”的一声，一团臭气直冲云霄。
那些没有平台的住户，需要工人从结满厚厚冰层的斜屋顶爬到通风管，再把开水浇下去。当时正逢2008年的春节，卢占荣手下的十几个工人，问了一圈只有3个工人敢上屋顶，以每栋100元成交，而那些消防队员一栋500元都不干。
卢占荣给自己和3个工人配上对讲机，通每栋楼的时候他都在楼下紧张地仰望，拉紧系在工人身上的保护绳。工人做完了把裤管一卷，膝盖都磨破了，泛着青紫的血光。这样的通风，一个冬天下来有时需要做3次，42栋楼每次要花去4200元。
小区里居民家马桶的翻转碗百分百都修过，60%经常修。当小区里刮起西北风或下雨的时候，也是厕所返味最严重的时候，卢占荣就要开始频繁地接电话和往居民家里跑了。
2008年年底，小区里的房子基本住满了，这个冬天又是一个冷冬，房子里又臭得呆不住人了，小区里的住户们终于感觉忍耐到了极限。他们把上门维修马桶的卢占荣和工人们堵在屋里不让他们离开，“你们住在厕所里试试”。还有几个愤怒的住户把粪桶搬到生态站的办公室门口，扬言要把粪倒在工作人员的屋子里。
鄂尔多斯生态城镇的项目总监、瑞典SEI的研究员阿诺·罗瑟马林（A rnoR osem arin）一年两三次会来到大兴生态小区的生态站了解情况。2008年是奥运年，鄂尔多斯城市在快速发展，人们也有钱了，这些生态建筑像孤岛一样被其他建筑包围起来，周边的建筑里使用的都是水冲厕所。“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生态无水厕所是过去贫困生活的标志，于是也要像其他有钱人一样用标准化的冲水厕所。他们还抱怨说家里来的客人和年轻人不喜欢这样的厕所。”阿诺说。
在这期间，高继祥开始写材料向开发商和政府反映小区存在的问题。开发商和政府都答复说技术问题要找瑞典SEI，他就直接给阿诺写信，中英文由阿诺的助手翻译。阿诺一开始直接给老高回信，后来干脆到家里来找他了解问题的细节。
“阿诺有挫败感，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高继祥和王翠兰在家里3次接待阿诺。这个穿着朴素的瑞典人看上去把这对老夫妻感动了，“他说自己快要退休了，要把余生都奉献给缺水地区的生态系统的推广。”
“生态卫生设备的特点是，你必须小心维护它。安装失误，操作失误，一般用户都会反馈这些问题。但是中国的用户没有给我们很多反馈。”阿诺说。
2008年年初的冬季过后，中国住户和瑞典SE I的对话机制还是启动了，针对超过15%的小区住户反映的妇女病和大多数居民反映的厕所返味问题，在两次业主大会上阿诺和住户直接对话。卢占荣看到生态系统展示厅里里外外都站满了人，居民们情绪激动，要求瑞典方面改回冲水式马桶。
2008年，阿诺等调查了水管连接不当的情况，调查了冬天情况特别不好的房子，然后建议开发商修缮，“但是他们不愿意，我给不了开发商压力”。
2007年生态大会前，瑞典SEI聘请了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朱强作为生态小区的驻地专家。他离开之后，小区住户反映的返味等重要问题，要三个月以后才能等来瑞典的专家整改。2008年3月，SEI聘请的德国专家皮特（Peter）夫妇来访，“皮特看到地下室的管道非常生气，大发牢骚，称中国的开发商不负责任，建筑技术存在质量问题。”卢占荣说。
阿诺和皮特等这年3月开始，在1到4栋楼上加装了德国进口的无动力风机；5月，加大了楼底风机的功率；6月，又在粪桶外套上密封箱。“办法都想尽了。”
2008年，SEI又聘用了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子富的团队测试小区生态系统的安装。李的学生在1、2、5号楼的地下室管道做了一个多月的实验，测试尿液管的偏差，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当时要求改回水冲厕所的舆论一边倒，改造的成本谁来承担也没有落实，政府对改造也没信心，而市政管道系统也过来了。”李子富说。
旱马桶的“消亡”
大兴生态小区开始改回水冲式厕所，正式宣告项目终止
“瑞典的研究院和中国的开发商又没跟我们签合同，买房时又没有明确说明，就拿我们来做实验，这是侵权行为。”2007年，小区里还鲜有业主有高继祥这样的维权意识，大家大多聚在小区里发发牢骚，只有个别人想到去上访或打官司。
2008年的冬天，生态小区居民的不满情绪已达顶点，当时区房管局和街道办正要求各小区成立业委会。在它们的支持下，这年12月22日，大兴生态小区的业委会成立。高继祥被选举为第一任业委会主任。
他把自己过去写给东胜区和鄂尔多斯市政府等的材料都张贴在小区里，让业主们了解如何总结问题，并找到申诉的方法和途径。
2009年1月到3月，他以业委会的名义，向大兴开发公司、东胜区房管局、东胜区政府等递交了整改意见书，其中涉及小区在施工中存在的各项质量问题，包括地面塌陷、房屋外墙渗漏水、玻璃漏气、门窗透风等，最主要的还是房屋臭气熏天、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管理面临瘫痪、生态系统未来的管理费用高昂的问题。
但瑞典方面的很多人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2008年冬天，在中国推销瑞典生态旱厕的代理商陈向阳扛着一个电马桶直接到了大兴生态小区，这个马桶内置电动风扇，可以把储存在底部的粪便吹干后直接做肥料。
他查看了9栋楼164户楼底的粪桶，有142个家庭在使用生态厕所。“其中，只有26户在正确使用马桶，便后只加了锯末而没加水和纸巾等杂物入地下室粪桶，占18%；若能接受有纸巾而没有加其他杂物的话，则有56户正确地使用了马桶，占被调查总户数39%.”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你知道，生态旱厕最忌讳的就是粪桶进水和尿，这会形成污染。”
他的入户调查更显示了小区居民对旱马桶的排斥。这年10月他到北京参加一个节水节能的展览，见到了瑞典驻华参赞托尼（T ony），告诉他说这个项目会失败，托尼大吃一惊。“你是唯一一个告诉我负面消息的人，此前瑞典的部长、中国人和阿诺都没有提及项目的问题。”托尼对陈向阳说。
2009年上半年，高继祥等业委会成员开始向瑞典大使馆直接快递邮件反映问题。这年6月，托尼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 A ）的安娜（A nna）等到访小区调查，“你们反映了很多问题，过去这些问题没有人反映”。安娜当时对小区居民说。
当时的东胜区生态办主任孙丽霞（现已退休）承受了住户和上级政府的双重压力。“个别住户卫生间返味现象严重，不能得到有效根治，甚至都找不到出现问题的原因。”她也感到灰心，“小区居民通过业委会表达了改水冲的意见，而且呼声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个别极端分子开始到区政府闹事。”
2009年春节，鄂尔多斯市委召开常委会，决议将小区的生态旱厕改为传统水冲式厕所。陈向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诺和托尼，“阿诺颇为紧张”，3月中旬立刻买了4个电马桶回小区做实验。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才说服了小区里的4户住户试用电马桶，其中包括高继祥家。
“尽管过程很痛苦，我们最终希望阿诺的实验能够成功。”王翠兰说，因此他们家第一个换上了电马桶。王翠兰需要每隔10-15天，戴上口罩和手套，把马桶里的干粪倒到小区外面的公共厕所。她这样走在小区里的时候，外面的小媳妇们都笑成一片。用了两个月后，他们家也开始改水冲马桶，“不能总让我倒粪便啊”。
2009年6月，由东胜区政府投资，大兴生态小区开始改回水冲式厕所，正式宣告项目终止，3年实验期满，生态站也撤出了小区。在阿诺的要求下，项目最终保留了最靠近生态站的那栋楼的一个单元4户的旱厕，陈向阳每两个月坐火车过来帮这些居民倒粪桶，在生态站堆肥之后种菜和出售。坚持了一年，最后还是改回了水冲式马桶。
改回水冲式马桶后，小区里开挖了传统小区的化粪池。2010年的时候小区里的污水改了管道，不再进入景观池，而是直接流入污水处理厂了。垃圾也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就进入了垃圾处理站。
像一场梦一样，全球最大的使用干式马桶的城市生态小区也就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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