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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博物馆业务部主任李应东在整理墓碑。

  “王站长,涪溪口发现了抗战士兵墓碑!”日前,万州区新田镇文化站站长王大方接到一个村民的电话。王大方将信将疑地跑去一看,江边果真散落着数块简易的石质墓碑。

  重庆地区尚未发现如此规模的抗战士兵墓碑,为什么它们会在这里出现?这些墓碑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7月27日,记者来到万州,就此进行了采访报道。

  现场:新田镇涪溪口岸边发现墓碑

  “这些抗战士兵墓碑是我发现的。”万州区新田镇上的裁缝张可兵自豪地说。

  张可兵是新田镇人,虽说以剪裁衣服为生,但他却十分喜爱摄影。他称,上个月17号,他背着相机到镇上涪溪口去拍水鸟。

  走在河边,他的脚突然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顶了一下。低头一看,居然是一块一尺见方的石块。他正欲抬腿迈过,突然发现,“石块上面好像有字!”

  张可兵蹲下身,仔细辨认,看到上面有“13师……二等兵……民国三十三年……”的字样。他赶紧从附近的草丛里捡来几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江水,小心翼翼地将包裹石块的泥沙冲洗掉,上面便清晰地露出字迹:“湘武冈 故13师38团二等兵 张业修之坟 民国三十三年”。

  “是贵重的东西!”有点文物常识的张可兵在附近找了找,又看到10余块类似的石质墓碑。他赶紧掏出手机,给镇文化站站长王大方打去电话。随后,王大方立刻将此事向万州区文广新局作了汇报。

  第二天,万州区的文物专家赶到现场,在此处共发现抗战士兵墓碑21块,专家们遂将其搬运到万州区博物馆。

  考证:抗战士兵来自全国各地

  7月27日,记者在万州区博物馆看到了这些墓碑。

  墓碑规格、尺寸不等,小的约有一本杂志大小,稍大一点,长也不足一米。每块墓碑上均刻有死亡士兵的部队番号、籍贯、姓名及立碑时间。但墓碑的碑刻工艺较差,碑文字体大小不一,字迹也不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当初墓碑的制作十分仓促。

  “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抗战士兵墓碑。”万州区博物馆业务部主任李应东介绍,他们对21块墓碑和上面依稀可见的碑文整理后发现,这些墓碑的主人全是士兵,他们隶属国民党军13师、总后勤部、第六战区等,他们中有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江西人、贵州人、广西人、云南人,“其中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外省人’。”

  李应东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些墓碑时,差点掉泪。 “这些死去的士兵,来自全国各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在了一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又埋葬在一起,真是既悲壮又令人肃然起敬!”

  寻访:90岁老人再现当年伤兵惨状

  27日下午,记者跟着张可兵去寻访当初他发现墓碑的地方。从万州主城驱车西南行约15公里,便是新田镇涪溪口。

  “我就是在前面不远处发现墓碑的,可惜现在涨水,把现场淹没了。”在涪溪口河边,张可兵指着滔滔江水十分遗憾地说。

  在附近村民口中,记者听说了有关这些墓碑背后的故事。

  距离张可兵发现墓碑约500米,新田镇金山一组,70岁的村民冯德富摇着手中的蒲扇,讲起了他所知道的当时故事。

  “这里以前叫较场坝,不仅埋了很多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国民党士兵,还有伤兵医院。村里的老人说,伤兵总是不断地从下游运来,有的医好了,就扛起枪又去打鬼子,但很多都死了。”

  “我那时,只有几岁,记不太清楚。但听我老汉说过,那些死去的伤兵最初是一个个地埋,后来多了,来不及挖坑,就七八个埋在一起。”冯德富说。

  与冯德富家相隔一条坎田的90岁的张大珍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

  “伤兵?看到过的哟!村里原来有两个祠堂,一个叫冉窖祠堂,一个叫张窖祠堂。后来冉窖祠堂用来住得病的士兵,张窖祠堂用来住受伤的士兵。那些士兵可怜得很,有的被锯了手脚整夜就在那里叫,开始声音很响亮,慢慢地就小声了,再过几天,人就不行了。”

  “那些死去的伤兵就埋在附近?”记者问。

  “是,那些穿着黄色军装的人把他们埋了的。”

  “你和那些伤兵接触过没有?”

  “没有,我们女人家不太和他们打交道。但我听说,伤兵站的人有时候会找百姓买菜,要给钱的。”张大珍说。

  纪念:将复制安放于新万州区博物馆内

  这些墓碑如何处理,他们又有怎样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李应东说,“这些墓碑的发现,将充实万州抗战史料,对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抗战情况提供了新的素材,颇具史料价值。”他称,前段时间,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张《川东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国军伤兵在万州养好伤,再上前线,为国抗日。”

  “有了这些墓碑,便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有力佐证。”李应东说,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墓碑进行拓片,等新万州区博物馆建成开馆后,这些墓碑将被复制,安放于馆内,让后人悼念。

  万州曾设中央伤兵管理局

  “抗战期间,万州曾设立中央伤兵管理局。”在万州区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一段与这些抗战士兵墓碑相关的历史。

  他称,作为连接前线战区与后方基地的重要地区,在当时的万州,10个人中就有1人出川抗日。如1938年7月,“万县社训总队部”在准备开往前线的新编部队中发现一名女兵,自称王锡兰,16岁,万县人,因父亲年老多病,故化装代父出征抗日,实乃当时之“花木兰”。囚禁中的刑事罪犯也纷纷要求参战,戴罪立功,后经军政部批准,万县有136名犯人随部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啸聚在川鄂边境的绿林好汉唐伦等人,也率部千余人来万,请缨杀敌。

  据相关档案记载,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军政部在万县设立了中央伤兵管理局万县管理处,下辖第十重伤医院、第十陆军医院、132后方医院、第四休养院、第三残疾军人教养院等,可容纳伤病员15000余人、荣誉军人7000人。抗战爆发后,前线负伤官兵被源源不断送到万县治疗。为配合治疗,转运负伤的抗战官兵,万县成立了伤员慰劳委员会,每当有伤员抵达万县港口,即派代表齐集江岸,备有欢迎旗和乐队放鞭炮迎接。同时,组织担架、力夫等随到随送。

  1938年4月1日,首批伤员140余人由宜昌抵万县港。住院官兵经过疗养痊愈后,纷纷重返抗日前线。据当时《万州日报》报导,1939年8月,有600余名治愈伤员重返沙场。1938年11月27日,第十重伤医院转送伤愈官兵3500人,到万县万家坝第四疗养院继续治疗,同年12月底,第四疗养院将伤愈伤员900名拨给炮兵16团,奔赴抗日前线。(记者 匡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