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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头汉墓群位于江西省上高县泗溪镇城头村,南距锦江约100米,北距320国道约10公里。2011年12月31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现了砖室券顶墓一 座。2012年1月4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春市博物馆、上高县博物馆一行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即将在下一步工程中面临被推平的山坡地带进行了调查、 钻探,证实该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且在同一区域还分布有同时期的其他古墓葬。为了确保文物安全,避免该处古墓葬群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遭到不必要的人为破 坏,经省文化厅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上高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其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2012年3月12日,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对已暴露的古墓葬(M1)采取布10×15米探方进行清理;对经过调查、钻探可能存在墓葬的区域采取 布2×40米探沟进行试掘,发现古墓葬五座(M2~M6),对周边区域经调查发现的墓葬(M7)采取布3×8米探方进行清理,布方方向依墓葬方向而定。截 止到4月26日,共清理古墓葬七座,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墓葬形制


  此次经考古发掘正式揭露的古墓葬共七座,均为砖室券顶墓,坐北朝南,方向东南154°~170°,墓葬形制分“十”字形和长方形两类。

  M1为“十”字形墓葬,由墓门、前室、左右耳室、后室、甬室五部分组成,通长11.26米、通宽7.12米,后室券顶保存较好,高2.52米。

  M2~7在归类上虽同属长方形墓葬,但在墓葬形制上略有差异。M2墓室分为前、中、后三室,加上墓门、甬室共计五部分组成,通长11.71米、通宽 9.19米、残高约1.82米。M3后室不带甬室而砌建壁龛,由墓门、前室、后室、壁龛四部分组成,通长7.35米、通宽2.72米、残高约1.52米。 M4~7形制基本一致,由墓门、前室、后室、甬室四部分组成,通长7.8~9.67米、通宽2.22~2.6米、残高约0.7~1.68米。

  甬室为券顶,与墓葬后室后壁相通,在结构上相互融合,应为同时砌建。甬室的位置分两种,M1的甬室位于后室左(西)侧,其他位于后室后壁正中位置。

  墓壁采用平砖横、纵向相间错缝叠砌的方法。砖柱和墓壁之间用平砖纵向平铺衔接,相互咬合,类似木构件中的榫卯结构。墓顶利用斧形砖前薄后厚的特点纵向叠砌,达到自然成券的目的。墓底为“人子形”铺地砖。

  墓砖分平砖和斧形砖两种。平砖长29~37厘米、宽14~17厘米、厚5~7厘米;斧形砖长27~35厘米、宽14~17厘米、前端厚3~6厘米、后端厚6~8厘米。

  墓砖平面多为叶脉纹以增加摩擦系数,纹样一般压印在侧面,以十字交叉纹、十字交叉环填对角纹、十字交叉内填铜钱纹、网纹、网钱纹、上下对称半同心圆纹、车 轮纹、叶脉纹、复线对角纹等为主,其次为十字交叉内填“中”字纹、复线交叉内填“8”形纹,数量较少见的有花苞纹、三角形花瓣纹、长枝花瓣纹等。另在在 M1中发现少量墓砖侧面压印“宜子孙”砖铭。


出土遗物


  因晚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墓所出随葬品多寡不一,完整及可复原器物总计153套,计171件。

  所出土的随葬品按质地分有陶器、青瓷器、酱釉瓷器、金银器、铁器、铜钱、滑石器等。

  陶器分硬陶(印纹、素面)、绿釉、黑皮、酱釉等不同的种类,硬陶器形有罐、钵、盖(子口、饼状、伞状)、案、谷仓、纺轮、陶牌、灶(包括锅、釜、甑)、水 井(包括水桶)等;绿釉陶器形有盘、三足盘、耳杯、谷仓盖、水井、灶(包括锅、釜、甑)等;黑皮陶器形有罐、盘、双系盘口壶、耳杯、灶具(包括锅、釜、 甑、小罐)、水井、谷仓等;酱釉陶器形有簋。青瓷器形有罐、盘、盘口壶、钵、耳杯、高柄灯等。酱釉瓷器形有双系罐。金器为小巧的金饰品,有戒指、镂孔虎、 串珠。银器有银钗。铁器有铁剑、长条刀、环首削刀、凹形刀、剪刀、镰刀等。铜钱为五铢钱币。滑石器为雕塑猪。

  此次发掘所出随葬品以“明器”为主,既有典型的水井、谷仓、灶等模型,也有出土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双口罐(亦称双唇罐、腌菜罐),由于其形体较小,罐、盖不甚吻合,罐身比例失调,判断它们应是专为死者定制烧造的随葬用品。


结 语


  1、长方形砖室券顶墓在江西地区主要集中在东汉至隋唐这段时间。此次发掘的七座墓葬出土的十字交叉纹、半同心圆纹、网纹、车轮纹等墓砖纹样,五铢钱的字体 结构、整体特征,大量装饰细方格纹的罐类器,红胎绿釉的陶器,质地和釉色较粗糙的青釉瓷器等和江西地区东汉中晚期同时期墓葬所出遗存的风格一致,据此,我 们判断它们的绝对年代应属东汉中晚期。

  2、在平面布局上,M1~6相对集中,M7是在调查中发现的,它们之间虽有76.7米左右的距离,但仍属同一山坡地带。所有墓葬方向基本坐北朝南(方向介 于东南154°~170°之间),整个墓地间隔、排列有序,墓葬形制接近,所出随葬品特征风格雷同,应是江西地区东汉中晚期一处较为典型的家族墓地,为研 究我国传统家族葬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七座墓葬中,除了共性外,有些墓葬的个性很值得我们关注,如M1为“十”字形墓葬,随葬品中绿釉陶较多(多数为残片,可复原器较少);M2分前、中、 后三室,随葬品中发现有金器;M3后室不带甬室,取而代之的是壁龛;M6所出随葬品的纹样不见方格纹,仅见十字交叉方框纹,M7墓砖纹样仅见半同心圆纹等 等,我们认为这主要和墓主人的身份差异、墓葬相对年代的早晚有关系,为我们对家族墓地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线索。

  4、在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器物底部正中有方形压印痕,有的器物底部有“十”字形凸痕,这些痕迹已不是我们原来认识的垫烧痕所能解释的,它们应该属“标识符 号”性质,说明当时已有窑场为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专门负责生产此类产品,是当时窑业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反映,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组织 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