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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5000年的说法由来已久,由于其开始阶段远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尽管古史传说中记载了一些当时的故事,但是不能作为信史。那一大段没有文字的历史只有通过考古发掘,依据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结果来撰写。因此,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誉为是为中华民族修家谱的盛举。

  多年来,我们的考古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内涵及意义进行探讨,对于古代的技术与经济状况涉猎极少,留下大量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索。

  为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门设立“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组,围绕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铜器、陶器、玉石器等进行探讨。本文着重介绍技术与经济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迄今为止的植物考古研究证明,10000多年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

  民以食为天,获取食物资源始终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迄今为止的植物考古研究证明,10000多年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距今10000年前,在北京地区又发现了种植粟和黍的证据。在后来的数千年里,一直延续着南方地区种植水稻、北方地区种植粟和黍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到距今5500多年前,在黄河流域已经发现水稻的遗存。到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地区又发现了小麦的遗存,而且在中原地区还发现了种植大豆的证据。至此,种植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等五种谷物的方式在中原地区已经全部具备了。

  中国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家畜是狗,位于河北的南部地区,时间是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的家猪位于淮河上游地区,时间是距今9000年左右。在后来的数千年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遗址里都发现了饲养狗和猪的证据。但是到距今5000年左右,在黄河上游地区发现家养绵羊的骨骼,到距今45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多个遗址里都发现了绵羊的遗骸,显示出绵羊有一个自西向东逐步扩散的过程。而且在这个时候段里,整个黄河流域都发现了饲养黄牛的证据。尽管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对马和鸡的出现给出比较肯定的认识,但是在甘肃和内蒙古距今3500年以前的遗址里都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两种家养动物在当时可能已经存在了。

  虽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商周以后农业大发展的写照,但他们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开始形成的雏形及发挥的作用,是当时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

  能工巧匠,器助礼成

  到距今3750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器,这些原料和制作技术出现明显进步的青铜器是王和贵族作为礼器使用的

  等级制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专门供贵族及上层社会使用的特殊铜器、陶器和玉器等为等级制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物质保证。

  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铜器位于黄河上游地区,时间是距今4700年左右,这些铜器主要是铜刀和铜锥等,用一块陶范制作,即单范制作,铜器的材质为红铜和砷铜。到距今4500年开始,在山西南部地区的遗址中发现用红铜和砷铜制作的铜铃和齿轮形器,开始出现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陶范制作铜器的合范技术。到距今3750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这些器物的材质是铜锡铅三元合金,必须用多块合范制作,这些原料和制作技术出现明显进步的青铜器是王和贵族作为礼器使用的。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遗址出现专门作为随葬品放在贵族墓葬中的绘有彩色纹样的陶礼器。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礼器与日常用陶器在陶胎成分和烧成温度等制作技术上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具有多种造型,而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用特殊工艺制作的牙璋则具备了礼器的特征。

  先秦时期的文献《左传》上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可见祭祀与战争一样,在一个国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这两种王和贵族的祭祀形式,而牛和羊都是这两种不同等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主要动物。这两种动物在中原地区最早发现的时间在距今4500年左右,他们自出现以后就与祭祀活动相关,对于等级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陶器、玉器和海贝等在多个地区流通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多种长距离的文化交流现象。

  小麦是西亚起源的,依据现有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结果,可以肯定到距今4000年前,已经传入黄河流域。水稻是长江流域起源的,但是到距今5500年前也传播到黄河流域。

  对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黄牛的线粒体DNA世系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个遗址的黄牛中将近90%都属于起源于西亚地区T3世系,这表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黄牛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亚地区。在青海地区遗址的绵羊中发现属于西亚地区的B世系的基因,可见中国的绵羊起源也与西亚地区的影响有关。另外,在距今3500年前的甘肃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线索,由于世界上最早的家马起源于距今5500年左右的中亚地区,这暗示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

  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铜器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地区,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出现铜器的时间都晚于甘青地区,而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铜器在西亚,结合成分检测的结果,显示铜器西来说并非空穴来风。

  陶器、玉器和海贝等在多个地区流通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多种长距离的文化交流现象。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这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原地区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一直处于强势的地位,这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中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以统一的年代标准来对照各个地区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可以看到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距今3700年左右,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这几个地区的经济形态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逐步呈现出来的衰退或转型状况,直接影响到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态势。特别自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这个地区逐步出现种植多种农作物和饲养多种家畜的方式,这些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中原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用合范技术制作的铜器、精美的陶礼器、制作规整的石器和玉器,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到距今3700年左右的河南二里头遗址,整个经济状况在延续以前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原地区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一直处于强势的地位,这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中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