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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三联书店近日推出著名作家祝勇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辛亥年》。该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史,而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转型史。它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站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上,回望这场革命,评判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新鲜的角度,与大量珍稀史料,使这一作品在2011年诸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

辛亥年:历史的横断面
   《辛亥年》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想起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而祝勇在开篇自序就承认他确实是借鉴了《万历十五年》的写法:“本书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自然是采取了一种讨巧的办法。这种写法,如果算是黄仁宇的发明,那我们应该向他致谢,因为他在杂花生树的历史丛林中,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进入的捷径。”
    在谈到为何采取这样一种写法时,祝勇说:“……辛亥年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包含了晚清数十年的光阴。所以这一年,不是一个闭合的时段,而是一个开放的时段。辛亥年线索之庞杂,矛盾之纷繁,无疑使写作具有难度……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们在一百年后讲述它时,依旧不得要领。”正是这种困境,使祝勇想到以辛亥年为横断面,单刀直入地切入历史的隐秘地带。他在自序中说:“这种写法,是一种不讲理的写法,但它使本书在时间的限定性与超越这种限定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张力。这样便有了这本书的结构:从辛亥年的春节开始,一路写到这一年的除夕。”
    在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的基础上,祝勇站在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上,回望这场革命,他对辛亥革命的思考突破了传统的“革命模式”(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思维,替之以“现代化模式”(文明转型的必然趋势)。因此,对于辛亥年的朝代更迭,本书有着不同以往的阐释。在书中我们看到:经历了庚子磨难的慈禧太后,升起了雪耻自强之心,推行比康梁更加激进的改革,但已无力回天;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梁启超构建了一副完美的政治蓝图,试图夺取帝国政权,驱逐保守势力,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却因关键人物被袁世凯暗杀而功亏一篑……对此,书中援引了巴林顿•摩尔的观点:“晚清的最终垮台,并非某个人的过错,而是缘于一种‘制度性危机’,其深刻的矛盾在于晚清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与推进者本身利益与职能的有限性之间。对于帝国来说,新政与立宪更像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幻象,无异于拉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

无数个辛亥年:丰富的历史细节
    这种以一年为横断面叙述历史的方式,需要大量历史资料和细节的支撑,祝勇对这一特殊年份的丰富性有着自己的见解:“辛亥年在统治者、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时空里,但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政治派别,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说,在一个辛亥年中,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
    为了叙述这“无数个辛亥年”,作者以开放的心态,引入了众多研究者的观点与材料,汇集了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为本书补充了丰富的细节,还历史以血肉、性格、情感与生命,堪称“辛亥大观”。比如,书中引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文字让读者看到武昌起义后鲁迅率队欢迎革命军的全过程:“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而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则记录了毛泽东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决定从军参与革命,他“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出城“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去借”,就在这一天,驻扎长沙的新军起义,毛泽东不需要舍近求远前往武昌了,他在长沙直接投入湖南新军。
    本书还摆脱了单线思维,注重对酝酿革命成形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表现,从社会史、心态史、文化史、思想史、生活史、风尚史、景观史、区域史及人类学的角度,以理性的目光和人文的情怀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观察,写出时代的新意,建立时代的坐标,留下时代的思想痕迹。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等为本书提供了100多幅珍稀图片,其中不少为首次公开,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有人参与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历史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作家,祝勇并不满足于对历史大逻辑的思考,而更进一步关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的选择、人的作用、人的命运与人的悲喜。他说:“有人参与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历史、令人纠结和叹息的历史。”
     关注历史中的人物,是祝勇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一贯秉承的原则,曾是散文家的他表示:“中国的历史文学在我们这代写作者的手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同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按照教科书的教唆写散文,我们也不可能再按照以往的历史小说作家——如姚雪垠、高阳、唐浩明、二月河等提供的范本从事历史写作……他们是隔岸观火,而我们则企图深入当事人的精神世界。”
    在本书题记中,祝勇写道:“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种“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对于国家民族而言,关乎存亡兴替,而对个人来讲则关乎一生一世。在大历史中,人的命运似乎比鸿毛还轻;但对个人来说,这短暂时刻的抉择却是比泰山还重,而且往往伴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痛苦。因此,在对历史人物的关照中,祝勇摒弃了“脸谱化”的描写,透过丰富的历史资料,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和同情:“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宽容的目光,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留给历史的各种缺憾,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中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与挣扎,对他们的轻视、苛求乃至嘲笑,等同于对自己的轻视、苛求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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