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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轻的朋友们:

  我今天要讲的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全世界一年大概有四亿的凶杀案,残忍得很,很多家庭都感觉到很悲哀。他们亲爱的人被谋杀了,所以我们公安人员跟刑警侦查人员的责任很大,就是要替那些不能讲话的人讲话,有些时候无辜的人被诋毁了,那只有我们做刑侦的人员,有勇气能跟他们讲话。

  很多人以为O•J•辛普森这个案子是世纪大审,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案件。它发生在大概1994年七月,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有一个人带着狗散步,看到一个女孩子躺在地上,满地都是血,马上就报警了。警察到了以后,很快就发现死者是O•J•辛普森的前妻,叫做妮可尔。妮可尔被插了八刀,一个男孩子叫做罗纳德•高德曼,他在餐馆里面做服务员,被杀了十七刀。当时洛杉矶警方很快的就认为O•J•辛普森是凶手,但是抓了以后发觉很多的物证不全,当时O•J•辛普森请了好多个有名的律师,马上来找我,我就跟他讲,很忙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他们找不到我就找到我妈妈。很少人知道,我在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扶养我们十三个兄弟姐妹长大,她老人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但是她一直跟我们讲要用功要努力。我们十三兄弟姐妹每个人,读大学,研究院,读毕业,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长。人家问我最尊敬的人是谁,我说是我妈妈;他们也问我,最怕的人是谁,我说也是我妈妈。所以他们找不到我演讲,办案,就找到我妈妈。我妈妈就跟我讲,你应该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是他杀的,就应该负责,不是他杀的,就应该主持公道。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第一现场非常凌乱,洛杉矶警方收的物证,两滴血,一滴是干的,一滴是湿的,从这一个蛛丝马迹,我们看出这两滴血有问题。经过化验DNA(基因)虽然是O•J•辛普森的,但是这个血不是当天杀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从这开始以后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出现了两种鞋印,假如是O•J•辛普森一个人杀人,在现场应该是一个鞋印,再加上十点半是凶杀案开始的时间,十一点钟O•J•辛普森坐在一个礼车到洛杉矶的飞机场,所以十点到十一点一共三十分钟,时间太紧,告诉我们不可能,这个案子后来陪审团判决他无罪。

  很多人以为我生下来就立志做一个刑侦专家,其实我今天也要自首。我在中学的时候希望打篮球,天天练篮球,我很快乐,所以我就去见教练。教练看了一眼说,你长高两尺再来看我。我以为两尺嘛,天天回去练,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这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姚明的DNA,怎么可以长到七尺。所以我常常讲,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一件事很简单,我们要自我评审,要对自己最忠实。你问自己,我最喜欢做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我能做什么?你假如能够自己评审了以后,你就要自我学习,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去上大学。大学教育太重要了,我假如没有完成我的大学教育,虽然我会破案,今天也不会在国际出名。但是大学教育不是能保证你就能成功,大学教育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有了根基以后,那你就要研究发展,你就要看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提高,所以我常常叫年轻人一定要梦想,你才有未来,然后要有信心,那你才能有力量,你才能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怎么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我的恋爱故事也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当时我在台湾在做刑官,在台北市警察局,很年轻,我一天到晚工作十六个小时。我做刑官,底下有一百多位同事,他们也要跟着工作,他们就开了个会,这个小伙子要给我们累死了,假如给他找了个女朋友,他就不会这么认真了。所以凡是到警察局来延期护照的女生,他们都说这个要去见李刑官。但是我也不傻,一个礼拜之后,我说这个是阴谋,我说以后不准把女生带来,你们自己解决。但是有一天,一个警员带着我太太进到我的办公室说,她三年没有延期,我说三年就关七天,罚五百块,去处理处理。结果警员说,刑官,这个女生一直在哭,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你亲自处理吧。我说这个还不会,就关七天就是啦,进来进来,那么一看就一见钟情了,所以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她说我虽然没有关七天,她被我关了五十六年,因为我们结婚五十六年。我在警官大学刚刚毕业了,我答应我妈妈,要念完博士再结婚,这是我惟一一次违反我妈妈的命令。因为人一生,你很难碰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很重要你找一个伴侣,不是说肉体上的爱,或者她家里有钱,或者有地位,你找一个伴侣是终生的朋友,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安慰你,你在快乐的时候,有个人会跟你一起庆祝,你在很孤独的时候,她会默默无闻地陪着你。

  当然你们今天到这里来,都希望我能讲一些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个很残忍的案件。在1973年12点钟的时候,有人看到一个男人,追着一个女孩子到了九楼,杀了她一刀逃走了。警方抓了四个人,但是找不到证据,都一个一个撤放了。那个案件一直没有破,她的爸爸开了个修车厂,给所有的财产都用在为女儿伸冤破案。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当地的报纸全版登广告,今天是我女儿被谋杀的第232天,案子还没有破,悬赏奖金一百万。大概二十年前,他来看我,跪在地上,“李博士,我太太死了,就这个女儿,希望你能帮我们,我已经绝望了”。他已经绝望了,我听了很难过,这种沉案,积案,在美国大概是30%的案件没有破,这些案件,多少家庭在等着正义的来临,所以我们就给这个案件重新调出来,重新调查,在死者的车的后边,发现了一个纸巾盒,上面有一些血。我们重新用化学试剂,找到一些指纹,那指纹放到我们的资料库没有比对到。我还记得,我身上都带着那个指纹照片卡,每到一个地方讲学,办案,我就叫当地的警察局去找一找。我到英国,苏格兰,到苏联,到每个国家都叫他们找一找都没有找到。大概十年前,早上四点钟我一个工作人员吵醒我说,博士啊、博士啊,比到了,原来那个杀人犯在周末追打一个女人被抓了,他的指纹进到档案就比到了,所以这个案件破了。但是五年前,五年前她爸爸在病院里边癌症死了,他在死前还打电话给我,李博士请不要忘记,我女儿的凶杀案。

  虽然我不能告诉john Sarah,你女儿的案件破了,但是他在天之灵他会知道,我们这世界上有这些辛勤的警察,公安人员在不断地努力,为无辜人讲话,为正义讲话,这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