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乘坐824路公交车的乘客会收到一张宣传单，上面写着“请给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投一票”，简单的文字配着一张显眼的照片——一个穿着病号服、面色苍白的女孩靠着另一个短发女孩，笑容灿烂。散发传单的人叫黄菊，是上海824路公交车的售票员。她的恩人是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普通法官厉莉。厉莉为黄菊患白血病的女儿两捐骨髓，如今被推荐参评全国道德模范。上海的公交售票员为一位北京候选人拉票？“其实不是拉票，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心人。”黄菊说。

　　“既然已经成为志愿者，就不能反悔”

　　2002年初，厉莉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报名成为中华骨髓库的志愿捐献者。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在厉莉5岁时，一位远房表姐就因白血病离开了人世。“她当时才12岁，长得特别漂亮，像《让我们荡起双桨》所唱的那个时代的孩子，红领巾、白衬衫、蓝裙子，扎着马尾辫……”然而像花儿一样美好的生命，却早早地凋谢了。自此，厉莉知道了白血病是多么可怕的疾病。“所以，在我开始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做决定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去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成为志愿者之后的5年里，厉莉没有遇到配型合适的患者。然而，她始终信守这份承诺和责任。

　　2007年的一天，厉莉接到中华骨髓库打来的电话：“上海少女小颖身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要移植骨髓，你的血样恰好与之相配，愿意帮助她吗？”厉莉毫不犹豫答应了。当时，厉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怕父母担心，就瞒着二老，边筹备婚礼边暗中做起骨髓捐献前的准备。“是否愿意捐献骨髓，是我5年前就应该考虑的问题。既然已经成为志愿者，就不能反悔。”婚礼结束后不久，厉莉捐献出骨髓，小颖的手术非常成功。医生表示，只要5年内病情不复发，小颖就能逐渐好转。

　　捐髓后，厉莉始终挂念着小颖，经常打电话、发短信鼓励孩子。后来厉莉前往上海看望小颖，孩子健康地站在车站，抱着鲜花迎候自己的救命恩人。“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挺值的。”厉莉说。    

　　“怎能对熟悉的妹妹见死不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3月，小颖的白血病不幸复发，而且，病情比之前还要严重，癌细胞有扩散的迹象。万般无奈之下，黄菊再次拨通厉莉的电话。此时的厉莉，已过而立之年，正和丈夫计划着要个小宝宝，如果此时捐献骨髓，“生子计划”至少要搁浅两年，到时将面临高龄产妇的危险。医生也说，两次捐髓在医学上都很罕见。“两年前，我无法眼看着一个陌生人死去；两年后，我怎能对熟悉的妹妹见死不救？”厉莉很快作出决定。这次，丈夫陪着她自费飞往上海，进行骨髓采集。

　　捐献时分离淋巴细胞所带来的强烈不适、浑身疼痛无力，捐献后长久的疲累倦怠和抵抗力下降，延期生育成为高龄产妇的危险，这些在厉莉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只要孩子能够平安康复，其他事情可以慢慢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给社会一个向前的加速度”，厉莉从奉献中得到了喜悦和满足。第二次手术依旧很成功，但不幸的是，骨髓移植最终没能挽救小颖的生命。两个月后，小颖突发并发症，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对于小颖，厉莉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所有照片里，她最喜欢的是一张和小颖的合影。小颖刚去世时，厉莉觉得很伤心，甚至不敢再和上海这座城市有任何联系。渐渐地，她和黄阿姨的联系又多了起来，“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安慰，更像一家人了。”

　　“把公益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厉莉的亲人、同学、同事，甚至采访过她的记者，在她的感染之下都纷纷加入骨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厉莉说，两度捐髓的经历让她体会到一个道理：人只有为别人做点事情，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希望能把这些感悟带到工作中，让自己多做点实在事。” 现在厉莉是房山区法院民二庭庭长助理，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她说，“我已经把公益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快乐公益一直是我坚持的一个理念，因为只有这样，公益才是可持续的。”

　　厉莉的爱心和执着，一直体现在工作、生活中。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农民工追索工资的案件就会增多，对这些急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厉莉将他们视同手足，耐心沟通，妥善处理案件。“真没想到首都法院的法官态度这么好，把案子交给爱心法官审理，我们放心！”农民工兄弟们说。赴青海考察，厉莉率先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和食物捐助贫困的牧民家庭。

　　厉莉的优秀品德深入人心，被称为“爱心法官”。一位市民在劳模表彰颁奖典礼上主动为她拍摄了多张照片，并亲手将照片裱好送给她。“厉法官的事迹太感人了，我一定要亲手把这张照片送给她，向她送上我的钦佩与祝福。”这位市民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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