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2007年03月19日稿）《中华读书报》在盘点2006年的史书热时，把深圳作家梅毅列为成绩突出的代表性作者。因为去年梅毅一口气推出了《帝国的正午——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历史总是叫人惦记——小怜玉体横陈夜》、《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和《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四种历史书，深受读者欢迎。

    2004年至今，梅毅陆续在内地和香港出版了《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等10部历史书。从神秘的网络书写者到引人注目的另类历史作家，他只用了两年时间。2007年一开年，梅毅又推出了《大明朝的另类史—欲望膨胀时代的人性表演》，而他的上述著作的繁体字版和韩文版也即将推出。

    梅毅的历史散文，形式上每每独辟蹊径，以人串史，以人物烘托历史事件，既避免了一般历史小说的“虚构”，又比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著作生动有趣。他的文笔俏皮老到，不仅仅在诸多大型网站受到成百上千万读者热捧，全国著名作家李国文、雷达、蒋子龙、梁晓声、肖复兴、舒婷、叶延滨、林希等人也对其作品大加推崇。

    年轻的梅毅是国内目前少数既被文学界认可而又受大众读者欢迎的历史散文作家。在他的新书《大明朝的另类史》火热上市之际，记者与这位从事金融职业、业余时间却畅游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金领作家作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还读者以真实动人的历史

    记者：您以前是小说作家，曾出版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但这两年来专门从事历史随笔写作，一口气推出了8本历史书。那么，您是怎样从小说写作转向历史写作的？或者说，这个转变有怎样的契机？

    梅毅：虽然我一直是广东省的签约作家，但始终属于那种非专职的。从前写小说，应该算是“玩票”。广东省是最早施行作家体制改革的省份，我有幸赶上了，这也算是我到岭南最大的收获之一。至于我写“历史大散文”，完全是偶然的机遇。2004年，我往天涯网站的“煮酒论史”栏目投了几篇自己阅读历史、感悟历史的随笔，博得不少喝采。我的一个同事文华鼓励我，说我可以依靠以前写小说的文字功底，从事一下历史散文创作。从那时起，我便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一本历史书能感动人，那它必然不是炫耀历史知识的佶屈聱牙的考证专集，也当然不能是生硬翻译古文为白话的“历史流水帐”。因为我以前写过小说，思考问题能尽量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文思较之历史学家可能会精彩些。我从前写过小说，文思较之历史学家可能会精彩些。我会于旁人不及处下笔，站在一般作者忽略的角度，对“历史的人”进行趣味的、文学的观察，从而能把“人的历史”这一沉重的命题分解为鲜活的、极富个性的、充满魅力的特殊个体来描述。

    基于对历史的厚爱，我还是能有一种顽强的苦功夫，从历史的每个侧面，分析、钩沉、集成，把史实搞得一清二楚。我写作的初衷，就是力图让读者最终能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历史。我不赞成用“宏伟的”大词大句历史解构忽悠读者，也不会假装“草根”在网上进行点击率造假，更不会以“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推出让人生厌的好多历史朝代的“那点事儿”。

    记者：关于历史写作，一直有一个正说和戏说的划分，而您的这几本历史书既不是经过深入研究、富于学术内涵的正史，也不是毫不尊重史实、戏说搞怪的野史，而是带一定文学笔法，但写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在正史中找到依据，那么，您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可信与可读这个问题的？您的每一本历史书都有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华丽血时代》被很多读者奉为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著作，您认为自己的历史写作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梅毅：时下屏幕戏剧弥漫着“历史戏说”、“历史漫画剧”以及“历史样板戏”氛围，使得许多人以为电视剧的剧情就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极大的误导。以《华丽血时代》来讲，这本书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所撷取的人物，是人们平素有几分熟悉，仔细推究又觉得十分陌生的。他们当时显赫一时，如日中天，死后都渐渐为人所淡忘，渐渐退隐于历史的时光隧道之中。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十六国以及隋唐嬗变之际，其英雄事迹和为人行事令人叹为观止——前秦苻坚大帝的英明神武、北齐高欢的诡谲莫测，北国两太后的智略精忍，契胡尔朱荣的千古功罪，拓跋北魏诸雄的势如破竹，宋文帝刘义隆“元嘉盛世”，凌烟阁功臣喋血人生以及残唐五代走马灯历史中石敬瑭的忍辱偷生……所有这些，只要钩沉得当，就能通过写作让我们挥退浓厚的历史沉积，一洗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垢腻的油彩，重新“发现”历史的真实原本比文学的虚构更加真实、生动。

    在现代深圳回望历史感觉很棒

    记者：有媒体称您为“另类历史的守望者”。您也曾表示，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其实只是苍凉“守望”。在深圳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都市，您认为，自己对历史的这种“守望”，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我认为，深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是内地无法相比的，这可能为您和像您这样的生活、工作在深圳的青年作家提供了与内地截然不同的审美观照的背景，那么您觉得深圳是否给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

    梅毅：有人说深圳缺少文化积淀，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深圳是个精英城市，从全国各地移民而来的深圳人带来了不同地方的文化积累，文化水平可能还高过全国普遍水平，但大多数深圳人都在为生计而奔波，很多年轻人还需要寻找经济立足点，所以不少市民对深圳文化不是特别关注，当然也是没有精力去关注。我到深圳也是工作稳定以后，有了一定的闲暇，才进行文学创作的，而且一直是业余状态，完全是喜好而已，后来的历史写作也是。如同有人喜欢聚餐、打牌、钓鱼一样，我写作的初衷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当然，随着自己历史写作的深入，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确实更进一步地开始对国家、民族、现实忧心忡忡起来。

    深圳是一个让年轻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南方城市。在这里，似乎青春都可以在喧嚣中延迟老去。所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都难以抵抗它言之不尽的魅力。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深深地热爱着它。在这个经济特区城市，我们已经被许多充满现代感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所浸染，所有的一切令我对它无法忘记，无法回避，无法淡漠，无法离开。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以一种现代情怀书写历史，感觉很棒。

    记者：中国的历史写作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有研究者说，中国很多史家对历史或历史写作有这样一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

    梅毅：要客观而生动地描述历史，需要作者在某些方面具备深刻的功力。也就是说，能把史书中精粹的细节钩沉出来给读者看。历史有时候比小说还精彩。这样的细节在于我们作为历史作者的史籍钩沉能力，也包括钻研古书的功夫。如果没有钩沉能力和钻研功夫，举例来讲，光是《宋史》一书，就有古汉语五百万字，而现代人要写宋史还应看看原文的《辽史》、《金史》、《元史》等等。平常读者，在仔细研究宋史之前，可能都不太清楚消灭了宋朝老冤家金国的是哪个蒙古大汗，铁木真？窝阔台？忽必烈？因此，我认为，复述古代历史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正直、良知和洞察力。

    现在许多历史书作者非常浮躁，比如，有学者大谈宋朝“民众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其实就是一句“农夫蹑丝履”的误读，这句话的原意是讲等级消泯使得当时士人看不惯。有的教授出版一本厚书，说什么“佘太君在北宋末期抵抗辽朝异族侵略”，拿演义当历史。

    我的写作秘诀，就是细读原始史料，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我能从事历史写作最大的“功底”在于我阅读古汉语的能力。我读古书的速度和读现代文一样，而这种能力不是源于“训练”，而是源于“兴趣”，“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我体会最深。现在不少大学里搞古代文史专业的，很多人反而缺乏我们这些“业余研究者”的热情，古汉语基础都不行。看许多所谓的历史研究文章，往往是人云亦云，照搬前人所述，研究人员连原始史书都懒得翻看，以讹传讹，错而又错，最后，错的东西反而成为标准。

    历史写作使我具有了社会责任感

    记者：虽然，您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但听说您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按朝代写出来，这在国内的历史学家中也是不多见的，能否详细谈谈您的这个计划？您认为您的这个计划全部完成后，会给目前的历史学界或者说历史阅读带来怎样的影响？另外，您认为，易中天《品三国》、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等学者的历史写作，当然也包括您的历史写作所掀起的这股阅读历史热潮会给当前的社会文化提供怎样的方向？

    梅毅：我常常思考，文学的功用到底有多大？历史写作的效用是否能揭示历史的悲喜剧并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抑或，文学的历史的描述，是不是只是某种个人的行动，只能是在表达“我”的思考的过程中引发了“他”的好奇心、同情心和趋同感？所以，我也有困惑。

    历史是复杂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人们善于忘记，却有着丰富的想像力。”近代以来，很多历史写作忘记了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会冲动的行为者。因而，很多传记的主人公变成政治运动场上的布景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零部件，优美的历史散文被味同嚼蜡的史学专著挤到边缘；赏善罚恶的道德评判让位于功利主义的进化论原则。不过，旧式史学专著的问题尽管不少，但现在很多的历史传记作品与之相比，真应了九斤老太那句“一代不如一代”。我的历史散文之所以受许多读者的喜爱，换句话说，我笔下的历史之所以好看，主要是因为我把历史人物当人——无论是凶残还是悲悯，无论是枭雄还是英雄，人性的复杂多变一旦被呈现出来，历史就会变得好看起来。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明朝史的写作。自《华丽血时代》开始，我陆续完成了《帝国的正午——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等几部断代史，根据历史写作贵远贱近的原则，写完明史我会写秦汉史。然后，我会花时间好好梳理一下已出版的作品，争取推出系列的完整的、瑕疵少的历史书系作品。

    说到阅读历史热，我认为，易中天、阎崇年等令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功不可没。无论他们的历史论述曾引起多大的争议，他们对普及历史知识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努力，都让我敬佩不已！这些历史学者让国人掀起了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让更多国人重生对我们民族精神的神往，让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珍宝重新在年青一代头脑中扎根，仅凭这一点，就堪称是善莫大焉。

    记者：您在深圳工作生活十几年，对深圳人的现实生活比较熟悉，那么，您有没有打算重新回到小说创作道路上来，写一部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特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史诗性力作呢？

    梅毅：史诗性的文学力作是很难写成的。当然，一般也一时难以界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史诗性力作。而且，文学作品要经受住时代的考验，甚至要经受得住跨时代的考验。我相信，总会有满怀热忱的深圳作家不懈地追求，最终写出更优秀、更深刻、更具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来。我现在正在写《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一书。写完这部历史作品后，今年我会把自己以前的一部未完成的以深圳生活为题材和背景的长篇小说完成。毕竟，对于我来讲，在写作方面，始终认为虚构类的创作才是“正宗”的文学创作。

    梅毅，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生毕业后，在深圳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致力于西方资本市场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埋首写作，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部曲”——《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还出版了长篇社会学译作《人类行为》，曾多次获国家、省、市级文学奖项。

    2004年起，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相继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历史总是叫人惦记》、《刀锋上的文明》、《帝国如风》、《大明朝的另类史》；还出版有繁体字版的《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

责编：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