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我们动画制作人员而言，文献纪录片的发挥空间并不大，因为准确、清晰才是这类纪录片的灵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技术弥补一些现实的缺憾，不喧宾夺主，让动画完美融入纪录片，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赵衍雷
　　“希望观众能看不出这205场动画”

　　这是记者见到赵衍雷后他说的第一句话，乍一听，着实让人吃惊，几个月的废寝忘食、不眠不休，难道是为了让观众看不出来吗？

　　纵观《旗帜》全篇，共有205场动画，而每一场动画又至少由4到5组画面组成，如此算下来，1000余组三维动画、近90分钟的动画画面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是极其罕见的，巨大的工作量却要达到“看不出来”的效果，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纪录片中的动画分为许多种，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真实再现’，这种手法的效果非常类似实拍效果，给人极其炫目的感觉，而这次在《旗帜》中，我们主要运用的是‘科学再现’的手法，比如运用三维技术将模糊的老照片进行分层处理，让它看上去更加清晰。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对于文献纪录片而言，准确才是第一位的，而美观、修饰等等效果都要为之服务。”直到这时，记者才领悟到赵衍雷和他的同事们此次创作的良苦用心。

　　“不忽略每一个细节”

　　虽然赵衍雷说，他希望观众可以看不出动画效果，然而作为动画导演，他却不会忽略每一个细节。为了更好的将动画效果与纪录片相结合，赵衍雷设计了30多稿创意，每一张创意稿中，都凝结了他的心血。其中一个细节颇为打动记者。

　　在纪录片《旗帜》中，观众会看到许多文献类的画面，而伴随这些历史文献一起映入大家眼帘的还有衬在底部的“红旗”元素，虽然这个元素贯穿整部纪录片始终，但是，可能很难有人能发现其中的奥秘与不同。

　　赵衍雷告诉记者，“最初想到将红旗这个元素应用于纪录片，主要是觉得它有一种很好的张力，非常契合整部片子的气质。”但是在创作中，一个问题又出现在赵衍雷的面前：难道从头至尾红旗这个元素都没有变化吗？如果希望有所变化，又能在什么地方动脑筋呢？

　　颜色、形式，似乎都没有改变的余地，突然间，改变红旗的材质这个想法闯入了赵衍雷的脑海中，“最终，我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红旗的材质分别定位于麻布、绒布和丝绸，虽然这个细节很微小，但是我觉得它所承载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毕竟，材质的变化也透露了时代的变迁。”

　　“用心寻找时代的烙印”

　　赵衍雷有一个爱好，在不工作的时候，他时常喜欢背上自己的相机到一些旧货市场去逛逛，“这么多年做纪录片，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新鲜的、有意思的东西，就会用相机把它们拍下来，不管以后用不用的上，都放入自己的资料库。”

　　接受纪录片《旗帜》的动画创作后，赵衍雷开始寻找那些他想要的东西，“一部跨越90年间的文献片，在创作中应该有一些有时代烙印的东西，于是我就又去了一趟潘家园旧货市场，那一次，我拍到了最早的电视机、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老式怀表……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周总理当年用过的那种苏联产的绿色台灯。”

　　这一个又一个带着时代烙印与记忆的“老物件”成为了赵衍雷30多稿设计图中的“秘密武器”，“可能有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小物件，但是，作为创作者而言，我是在用心寻找时代的烙印，并希望将这些细节融入创作中。”

　　后记：正是这一个个看似微小的细节，才串成了《旗帜》雄浑壮阔的宏大篇章，专注、执著的高职业精神，也让整个摄制团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也许几年后，当我们再次翻阅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时，已经记不清那些幕后的英雄，但是流淌在其中的那份精神却会始终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中国电视报　司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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