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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6日 14:39 | 来源:中国电视报
《开天辟地》是《旗帜》的开篇,而编导王森则是这个开篇的执行者。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一直讲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80多年是本片的主要内容,而其难点也在王森的预料之中:“这段历史最为稀缺和宝贵的就是影像资料。”除了开始多方收集历史素材外,王森和张军锋、毕岳昆两位编导在年初奔赴上海、浙江等地,开始了对文本中涉及的重要场景的遗址、遗迹和遗存的重新拍摄,这一次的外拍队伍很庞大,三辆车带着20多人和诸多高清设备,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驶去……他们的第一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三天三夜的拍摄,从隆冬拍到“盛夏”
在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76号,坐落着一栋单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房子充满了浓郁的上海特色,在二层小楼的客厅中,王森开始寻找各种可能的拍摄的视角。90年前,就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桌子上摆放的彩瓷茶碗似乎还昭示着当年情景。此前,多部影视作品曾来此拍摄,如何能拍出新意,是编导们冥思苦想的关键,大摇臂、轨道、逐格、定焦镜头、灯光效果等等,凡是能想到的手段都在脑子里反复“放电影”,“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求我们的拍摄不能影响观众正常的参观,所以我们反复琢磨拍摄方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想要的镜头高质、高效地拿到手,为此,团队用了三天三夜终于完成这个全篇最重要场景的摄制工作。 ”
早上3点半,四周还是一片深沉的夜色,他们就已经起身开拍夜景,顺便等待早上的日出,当时正值隆冬,到达上海的当天就飘起了雪花,“历史上,召开一大的时间是7月,所以我们要在屋子中铺设出表现夏天的灯光。”这是一次浩大而漫长的工程,从楼上到楼下,从屋内到屋外,三套机器分别按场景、按镜头一组一组地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地进行拍摄,,“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去对面涉外宾馆的楼顶,那是个拍摄全景的极好位置,虽多方协调,最终没能获准进入。”
老人把这次讲述当成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
从上海到浙江,外景拍摄持续了13天。按计划,摄制组在江苏吴江找到了一位叫奚天然的老人,今年已经93岁,老人曾是上海松江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那次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县级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老人刚做完手术,听闻我们要来,兴奋得几天都没睡好,因为怕老人太亢奋影响身体,我们决定立刻就去。”上午还在嘉兴完成南湖游船最后一组镜头的拍摄,中午摄制组就已经赶到了吴江。
在老人的家中,王森四处找寻最好的拍摄地,最后定在只有不到4米长、两米宽的阳台上,“虽然那里很狭窄,但是下午的阳光很好,后面被我们布置上书籍资料和花草作为背景,很有感觉。”因为房子临街,为了保证静场,每到开拍,工作人员就要跑出去限制车辆的行驶。这次拍摄让大家很感动:“别看奚老如此高寿,但他还记得很清楚,提及当年的情景时非常激动,给我们讲述时手臂很有力地挥舞着,他是把这次拍摄当成人生最后一件大事来完成。”
文献纪录片创作的前提就是“真实、准确”
文献纪录片要使用大量的影像资料和文献,王森的苦恼也在于此:“这些年,电视的前辈们都在寻找和使用这些素材,而且已经筛选过多次,没有什么漏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使用资料的原则就是选择用得次数少的、质量好的。”王森在搜索中也找到一些颇让他心动的珍贵影像:“比如李鸿章在日本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时,走的是一条特别狭小的路,这是日本专门为70多岁李鸿章准备的,这个影像不仅影射了当时的时局,更表现出我们民族曾受过的羞辱。”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对应文本,这些素材只能舍弃。
“在编辑时,我这一集整体感觉是要工整、沉稳、大气,符合文献纪录片的史诗品格,同时让大的历史事件有新的信息。”王森明白,虽然编导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中有新的东西出现,但所有创作的前提一定是“真实”和“准确”。在编辑“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时,他曾看到《长安街》中使用过一组当年的镜头,“之前很少见到,所以本想采用,但与新影资料老师们反复推敲发现,画面中的人物着装和当年事件发生的季节不太相符,就放弃了。”
一秒多的静帧,让“老资料”找到“新感觉”
在王森看来,达到“真实、准确”的要求并非难事,他还有自己的追求,就是给“老资料”找到“新感觉”。在描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时,文本中有这样一段总结的话:“然而,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处理这段解说词时,他并没有惯例般地使用辛亥革命起义士兵们的相关影像、也没有使用空镜头,而是挑选了相关历史影像中的两个长镜头:第一个镜头是一个男子和剃头师傅在谈笑中做着刮脸剪发前的准备,第二个镜头是另一个男子的长辫子已被剪下,辫子在剃头师傅的手中像长蛇般晃荡……“虽然这两个镜头在以往的片子中曾被多次使用,但我处理时在最后有一秒多的静帧,是在刻意强化解说词表达的概念,更深地表达出辛亥革命不可回避的局限性。”王森明白,虽然这段是最为普遍的影像资料,但特殊的处理能表现编导的理解,“历史不能改变,但可以用电视语言进行解读,这就是我们的二度创作。”(本报记者 张维)
责编:李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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