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年前，正值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央视《歌声飘过八十年》的纪录片未播先火，该片在播出前就已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而王益平就是那部纪录片的总导演。十年后，王益平承担《旗帜》第三、四集的编导任务，当其他年轻的编导们都在年初纷纷去外地拍摄时，在电视行业耕耘了30多年的他，却还在默默地研究文本，“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我的构思其实早已经开始了。”

　　文本上的每一句话在第一时间都已经形成画面

　　作为一位资深的纪录片人，王益平曾是我国第一部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的编导之一。“在国内，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创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如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民的胜利》、60年代的《光辉的历程》、70年代的《星火燎原》、80年代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但之前都叫专题片，使用‘文献纪录片’这一称谓，始于1993年摄制的《毛泽东》。”王益平表示，文献纪录片一定要在文献上做文章，“对历史影像资料的发掘、选取和恰如其分的使用，是文献纪录片最基本的创作手段，而编导对于影像资料的把握和剪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文献纪录片的品质。”在创作的最初，他花费了很长时间细致地琢磨文本，“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熟悉的过程，对国史、党史会有更深的认识。”

　　王益平负责的《旗帜》第三、四集是从1949年10月1日讲起的，截至1976年。“我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对这期间的大事非常熟悉。”回顾历史，文本上的每一句话在第一时间都已经形成画面，王益平说：“难就难在文献资料是枯燥的，如何让它们生动起来。”

　　无为有处有还无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在创作中，很多文献纪录片的编导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直接的影像资料匮乏怎么办？对此，王益平可谓经验丰富：“要先坐下来，不要着急，把文本吃透，这就成功了一半。我最看重影视资料的运用，同样的一个镜头，再次使用时要巧，掰开了重新用，在熟悉的镜头中放进新的符号。” “随着技术手段进步，艺术表现的空间已经大大地得到拓展，影像、照片、著述、信札、题跋、文件、文献等第一手素材资料的视觉艺术化处理方法得到重视。另外，更多人也开始关注采访口述、相关现场的空间背景景观、历史遗迹、遗物、器具、生活环境今昔比对、情景重现等现实素材的开发。”

　　王益平记得，他看到当年拍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时，反映邓小平1904年出生到1929年的一段史实，他看到创作者们所依托的基本资料只有4张邓小平的照片，“但是他们却充分调动了其家谱、书信、文档、图表、碑刻、建筑等实物资料，并与当事人的口述回忆相结合，几乎没用任何活动的影视资料，就生动细致地完成了25年历史跨度的叙述。”这次成功印证了，可以用于文献纪录片创作的资料，并不单纯是指活动影像，事实上还包括了其他的实物资料和纸质文献资料。“有了这样的认识，原来因为寻不到活动的影视画面而深感头痛的历史叙述，便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带来了可视性。” “无为有处有还无”，思路转变了，眼界就开阔了，王益平把这个经验也运用到了《旗帜》的创作中，使一段段资料匮乏而又弥足珍贵的历史场景得到了真实的、生动地展现。

　　让历史瞬间化为艺术的永恒

　　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时，普通观众首先想到的是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等英雄的面孔。王益平说：“以往用的都是英雄们常见的照片，这次我就想，要用动画表现，让这些英雄动起来。”这种手法还运用在王淦昌、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等新中国几位大科学家的展示上。“我们设计了一个庄重但可以流动的画框，对他们的照片进行了新颖的、多样的表现。框内是英雄栩栩如生的容貌，框外是观众绵绵不尽的缅怀。”

　　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个历史事件时，文本中写到：“就在《东方红》舞蹈史诗演出期间，周恩来宣布了这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昂，欢欣鼓舞……”在创作中，王益平并没有简单地采取为解说词贴画面的方法，他和助手们查阅了六十年代大量的文字资料、广播资料和电影资料，精心选取了一部电影纪录片的同期声。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其实是在演出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演员时周恩来总理宣布的，信息更为准确，观众看的时候也会感觉更为亲切。”重大场景历历在目，现场气氛生动感人，历史的瞬间化为了艺术的永恒。

　　采访时，编导们已经北京的影视之家安营扎寨了140多天，每个人的房间中都能看到成摞的素材带和不同版本的台本稿。其实早在3月底，王益平的片子初编就已经完成，并得到了一致认可，如今，动画效果等细节还在进一步雕琢和完善之中……编导的房间中经常是一片繁忙，而人们却经常可以在窗前看到一个久久伫立的身影，那就是坚信“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的王益平。(本报记者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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