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新中国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和５月２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社会主义建设也绝非一帆风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

    从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春，毛泽东、刘少奇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这场空前规模的调查活动，不仅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也是为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打基础。

    １９５６年春节过后，毛泽东一回到北京，便要求听取国务院各部门的汇报。汇报从２月中旬开始，历时４３天，先后有３４个部委参加。

    为增加感性认识，汇报期间，毛泽东等人连续６天参观了在中南海瀛台举办的机械工业展览。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却是现代的，代表着当时中国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以苏为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要引以为戒！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的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

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表示，要调整知识分子待遇，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工资可以超过国家主席。当年６月，这个承诺兑现了。教授和研究员的最高工资从２５３元提高到３４５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这年３月，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编制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５７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６１６个中心问题，明确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双百”方针极大地鼓舞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人们的思想活跃了，视野放开了，科学界和文艺界显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部由浙江排演的昆曲，当年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这出改编的古装戏的演出，当时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提供了榜样。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同期声】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不到３０００字的开幕词，赢得了３２次掌声。这掌声显示出党的团结、自信与事业的兴旺。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会议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随着我国国内敌我矛盾的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在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已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好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３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从１７日到２０日，在短短的４天内，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作了４场报告，进一步阐发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引起强烈反响。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党的作风得到改进。

    ３天后，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毛泽东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对他们的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这时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但经济建设工作仍然贯彻了八大的方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马建堂　国家统计局局长】

    “一五”期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较大幅度增长，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建成了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

【纪录片同期声】

    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齐心协力，埋头苦干，我们迅速地打下了社会主义大厦的第一批基桩。

    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和争先恐后的劳动竞赛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

    【新闻纪录片解说词】

    独臂英雄李世喜一个人一次挑了六筐土，显示了冲天的干劲。解放军战士付荣起和他的战友们展开了英雄的竞赛，他们一次挑八筐到十筐，创造了挑土的最高纪录。九兰组的名声更是闻名工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十三陵工地。领袖与群众并肩参加义务劳动，成为许多人永生难忘的记忆。

    在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也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此次出访是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６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专程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面对这些激情澎湃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深情的嘱托，不仅长久地激励着在场的莘莘学子，也激励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

    “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生产热潮中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

    接踵而至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年底，全国７４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２万６千个人民公社，９９％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又一次踏上南去的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方面，他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需要降降温。

    １１月上旬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他还批评了一些人提出的要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的主张。“大跃进”开始后，纠正“左”倾错误的第一步便由此迈出了。

    随后，毛泽东来到长江中游的武汉。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上旬，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这两次会议在高度评价人民公社的同时，着重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遏止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势头。

    １９５９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农村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的许多情况后，得出结论说：分配不公造成了农民瞒产私分，而根子是人民公社在改变所有制方面走得过快过远。

    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５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他要代表５亿农民和１０００多万基层干部说话。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这次会议形成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具体方针，确定了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等一系列政策。

    经过七八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些错误得到制止，形势已有所好转。

但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１９５９年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年初，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此同时，由第一书记挂帅，各省区市的党委成员也都组织阅读了这本教科书。

    【杨胜群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还讲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些论述反映了毛泽东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的思考。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一向工作到凌晨的毛泽东，改变了作息。他早早起来，写了一篇文章：《十年总结》。

    不到两个小时，１８００字一气呵成。

对新中国成立１０年间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１９６１年１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

    １９６２年初，在北京召开了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对近几年的失误和挫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坦率承认了中央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随后，其他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了自我批评。

    不久，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采取大刀阔斧的调整，并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通过了１９６２年调整计划，实事求是地拟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

    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到１９６２年底，中央宣布，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鼓舞人民战胜困难，需要调动精神的力量。

雷锋，一个因公牺牲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以对党和革命理想的忠诚、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他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他身患肝癌，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兰考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

    在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平凡事迹传遍大街小巷；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被人们争相传诵；在内蒙古，草原英雄小姐妹与风雪搏斗的感人故事广为流传。

    人民的奉献，英雄的事迹，永久地流传下来，焕发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那个时代，令人难忘的是书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篇章。

    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人们治山治水，改变了贫穷山村的面貌。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林县，一个极度缺水的河南山乡。为了改变穷困面貌，林县人民用钢钎、绳索这些原始工具，凿开太行山的层峦叠嶂，从太行山腰“引漳入林”，建成堪称新中国奇迹的红旗渠，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

    这里曾是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的广大荒芜地区，被称为“北大荒”。经过上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已建成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粮基地，昔日的北大荒已变成“北大仓”。

    北京街头顶着巨大煤气气囊的公共汽车曾经是中国缺油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

    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加大了对石油工业的投入。

【新闻纪录片解说词】

    根据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潘钟祥、黄汲清等人提出的，在陆相地层可以形成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的理论。１９６０年２月，３万多名石油职工挥师东北松辽盆地，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

    为使中国尽快摆脱贫油帽子，“宁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王进喜率领的１２０５钻井队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６４年，大庆被树立为全国工业战线的旗帜。１９６５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

    正是在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新中国国防工业取得重大突破。

    早在１９５６年，研制导弹、原子弹就被列入我国的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１９６０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１９６１年，在苏联已经撤走专家、带走图纸的严峻情况下，党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为中心，加速发展国防工业的重大决策。

    １９５８年秋，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对一个３４岁的青年人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这个青年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项任务，随后就消失在亲朋好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２８年的隐姓埋名。

    这个“大炮仗”，就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等一批批科学家，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历史将铭记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

    消息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已经华灯初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这里拉开序幕。

    就在《东方红》演出期间，周恩来宣布了这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昂，欢欣鼓舞。

１９６７年夏，来自中国西部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告了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创造了最短时间内连续成功研发原子弹、氢弹的纪录。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５月１日，当它飞临祖国上空的时候，《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声雷动。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７日，我国生物化学研究领域传来捷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密切合作，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１９６４年成功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一次检阅，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生动地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

    １９６４年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年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继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断扩大，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挫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

    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尽管这样，但是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很多干部群众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顶着压力，坚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一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

    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局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的支持下，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１９７１年春，第３１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一名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误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汽车，中国队员主动上前致意并赠送礼品。这一次偶然的相遇，为两国关系的转折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开始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中美隔绝了２２年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两国领导人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握在了一起。２８日，双方签订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

    ９月２５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４０多个国家。西方世界对中国长达２０多年的封锁就这样被打破，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１９７１年９月，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召开，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打击和排斥的老干部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总的看，这次会议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开始逐步调整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于１９７３年３月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困境中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们的新希望。

    由于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迅速收到显著效果。

    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虽然因为受到“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但它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中国的启示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１９７６年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年份，人民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１月８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十里长街，万人同哭。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随后，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打倒。

    ７月６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

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７．８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死亡２４万多人。

    ９月９日，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举国悲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编：陈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