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

    一些新的气象在神州大地涌动：动荡局面迅速结束，不少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然而，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给满怀希望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怎样才能打破旧的思想束缚，开辟一条发展新路？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尚未复出的邓小平。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4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被毛主席称赞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面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表示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一些学者建议恢复已中断10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当场拍板：今年就恢复。

    1977年冬，全国有570多万人走进考场。第二年夏又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

    恢复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他们圆了自己的大学梦，青春、热血、责任和希望，在他们心中激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1978年阳春3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55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这次大会。

    【邓小平同期声】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短短几千字的讲话，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很多科学家都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大会。他在书面发言中，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文化艺术领域也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许多文艺工作者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一大批中外优秀文艺作品陆续重新上映和出版，再次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针对当时一些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

    与此同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也以不同方式表示支持，一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

    【李景田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国迈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进行历史总结和放眼世界时，人们首先强烈感受到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要想把经济搞上去，就要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1978年10月到11月，邓小平走出国门，对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进行访问。

    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列车时，谈到自己的感受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他表示，中国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邓小平在东南亚访问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会议原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并确定首先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等率先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引起强烈反响。会议转向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思想路线等问题上。

    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出访回来的邓小平关注着会议进程，思考着他将要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的内容。他亲笔写下了3页纸、400字左右的提纲。

    12月13日，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12月18日，首都北京瑞雪飞扬。这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

    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创造了历史。

    这个雪白的日子，注定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崭新的开端。

    这次会议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全会结束后的第一个阳历新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从此，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也是在这一天，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经历了20多年的隔绝和对立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到访美国，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也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在此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同美国各行各业进行了广泛接触，也了解了世界现代化的水平和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摆脱窘迫局面，一些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改革悄然从农村开始突破。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产量、定工分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一措施，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在安徽的肥西县和凤阳县，就有一些社队悄悄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

    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代表，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了鲜红的手印。

    在此前后，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关键时刻，邓小平说，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随后，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从此，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出现了生机盎然的局面。

    【陈锡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就是把这个农业经营体制改变了，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之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必然冲击到在“大跃进”运动中兴起的人民公社体制。

    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悄然摘下，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3年1月１日，中央颁发的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要求对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人民公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其他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在农村改革悄然兴起的同时，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

    1978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改革企业管理，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这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有企业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第二年，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试点。

    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由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设想。

    当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广东蛇口响起隆隆炮声，人们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占地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诞生。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给国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感受。一时间，两天半就能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蛇口工业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同时，城市还有300多万的待业人口。两项数字相加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的措施。

    不久，人们发现，街头巷尾陆续出现了不少个体的小吃摊、补鞋摊和自行车修理铺。

    1979年，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的干部尹盛喜，带着几个知识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卖起了大碗茶。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很快，雇工人数达到了12人。有人对此表示担心。

    这件事惊动了邓小平。他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全国从事个体经营的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制工作委员会。

    很快，一批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选举法》在内的7部法律相继拟定，并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迈出了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

    从1980年11月开始的为时两个多月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是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体现，也使广大人民受到了一次特别的法制教育。

    在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也有了新的重要举措。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集体领导，强调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改革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这一讲话，成为此后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各级领导干部。1981年，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担负重任。到1982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66%。

    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年，有3万多名老干部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

    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既要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问题。

    1979年3月，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潮，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拨乱反正，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从1979年11月起，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邓小平先后11次召集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出重要指示。他最强调的是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同期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1981年6月，历时近20个月，经过反复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文件，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并确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大会还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作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规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大会引人注目的一个内容是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大会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

    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达到211名。其中包括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55岁的江泽民，和当时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39岁的胡锦涛。

    【邓小平十二大同期声】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责编：陈存保